陈省身振兴中国数学的三件大事
陈省身,1911年10月28日生于浙江嘉兴秀水县,美籍华裔数学大师,20世纪伟大的几何学家。下面学习啦小编给大家整理了陈省身振兴中国数学的三件大事,希望对你有帮助!
12月4日,南开大学陈省身数学研究所里依旧是一派紧张忙碌的景象,数学公式布满了黑板,专家在为解除数学难题不断钻研,学生认真聆听着导师的教诲。唯有安放在大厅的一幅画像,安详地享受着冬日的暖阳。画上,陈省身和杨振宁两位大师津津有味地交谈。
“今天是陈省身先生逝世4周年的日子,大家用最朴实却是先生最愿看到的方式纪念老人家。”南开大学原副校长、数学家胡国定回忆道:“可以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陈省身的回国,中国数学强国也仅仅只是一个梦。”
自1972年归国,陈省身一直为中国数学奔走呼号、鞠躬尽瘁。除了发起“双微”会议、创立南开数学研究所、举办学术年活动、首创数学试点班等被人们所熟知的重要举措之外,陈省身积极推动的3件大事也对中国数学界影响深远,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由数学家直接管理的天元基金1988年,由陈省身倡导的21世纪数学展望研讨会在南开大学召开。陈省身在会上提出要建设“21世纪数学大国”,这被参加会议的李铁映同志风趣地称作“陈省身猜想”。
“与其他学科相比,数学不需要太多的实验设备,主要靠数学家的聪明和勤奋,中国原来的基础也好,率先发展起来更具可能性。”陈省身说。
要实现率先发展,物质保障必不可少。会上,陈省身向与会领导表示:“如有可能,希望支持一下。”当时的国务委员、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当即表示,要为陈省身“送一个礼”。李铁映指着当时南开数学所的三层楼说:“你可以盖七层八层嘛!”陈省身却回答:“要实现我的猜想,不是南开一家能够做到的,这个礼请送给全国数学界吧!”
这份厚礼就是日后为中国数学的发展起到重要领航作用的天元基金。
多年后,曾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南开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胡国定仍对这笔资金的奔走过程记忆犹新。“那次会后,我跟中国科学院的程明德、吴文俊、谷超豪院士联名致信国务院,申请对我国数学进行专项经费支持。”
数学家们的上书引起了中央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当时的国务院李鹏同志亲自批示:同意拨款支持数学家“率先赶上”的决心,设立数学特别基金(天元基金),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
在吴文俊的提议下,“数学特别基金”定名为“天元基金”。基金设立后,如何管理好这笔资金成了大家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当时为陈省身担任助手的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回忆说:“那时陈先生几次指出,天元基金应体现出数学学科自己的特色,要打破论资排辈之风,减少行政干预和指令性计划,给数学家更多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接受了陈省身的建议。
此后不久,由10位著名数学家组成的天元基金学术领导小组正式成立,直接负责组织天元基金的管理、申请、评审和协调工作。几位名满学界的老、中、青数学家共聚一室,拨着算盘讨论基金分配的场景,至今仍被中国数学界传为佳话。
“由陈省身先生倡导设立的天元基金,本身就是一项改革之举,资金使用上的灵活性体现了观念的创新,基金运行中专家的主导作用成就了制度的创新,这就是天元基金的基本经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数理学部常务副主任许忠勤这样总结。
世纪猜想:梦圆国际数学家大会1998年8月15日,来自59个国家与地区的129名数学会代表和30名观察员云集德国,确定将于2002年举行的下届世界数学家大会的会址。
“中国人民非常渴望与外面的世界接触。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定会受到友好的招待。”在座的代表之一陈省身表示。为了说服更多代表支持北京得到主办权,陈省身、张恭庆等中国代表纷纷发言争取选票。
陈省身还特地于会前在《美国数学会通报》48卷第8期上发表了一篇短文,表达中国数学界渴望与世界数学界交流的心情。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烈辩论,大会决定用无记名投票方式在申办国中国和挪威之中作出选择。下午2点半,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以压倒性优势取得在北京举行的主办权,会场爆发出热烈的掌声。
2002年8月20日,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国际数学家大会首次在一个发展中国家召开。
作为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名誉主席,陈省身为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向大会捐款20万元人民币。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筹款委员会主席、南开大学原校长侯自新说,这是本届大会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个人捐款。
除了在物质上支持外,陈省身还积极争取国际数学界的了解和支持。2000年,他牵线安排了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莫泽与江泽民同志的会面,江泽民当场表示:如果届时在北京,一定出席2002年数学家大会的开幕式。
对于自己所做的工作,陈省身表示:“国际数学家大会在这里召开,首先说明中国的数学研究得到了国际数学界的承认。我们是做了一些工作,但如果中国数学没有相当的水平,全世界数学家也不会到中国来开会。”
在数学上统一中国自1949年建国以后,中国大陆的数学界也开始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政策。此后的近40年里,中国与国际数学联盟完全中断了联系。与此同时,台湾的数学界却在国际数学联盟中占据着“中国”的席位,中国数学的代表权问题成为当时一个十分敏感的政治问题。
促成中国数学界的统一,是当时全体华人数学家的共同心愿。
1986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召开。作为中国数学家代表,北京大学的张恭庆院士亲身经历了“统一”的全过程。“陈先生是伯克利分校的终身教授,他热情地向大陆和台湾的数学家尽地主之谊,请他们到家中吃饭、交谈。”张恭庆说:“陈先生的悉心协调,对实现数学界统一这一心愿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
参会期间,陈省身多次召集两岸的代表们进行面对面的沟通和交流。几次对话下来,积存已久的误会基本消除,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有了解决方案:中国作为一个整体加入国际数学联盟,拥有最高的会籍等级——第五级,共有5名投票权,其中“中国数学会”3票、“位于中国台北的数学会”2票。
这样一来,在数学领域,中国终于实现了“统一大业”。“听说这个消息,我们这些身在海外的华人数学家都兴奋地泪流满面。”20多年后,中国科学院院士谷超豪想起当时地情景仍激动不已。
除了调和两岸数学界的关系,身为国际数学联盟主席莫泽好友的陈省身还多次向这位核心人物解释“台湾问题”的由来,试图赢得世界科学界的理解与支持。
“那时候,陈先生和莫泽谈过很多次‘一个中国’的概念。”张恭庆回忆,陈省身花了大量的时间向莫泽表明,坚持两岸都是一个中国是一项必要的政策,这是政治问题,并不存在对任何数学家的歧视。
代表权问题解决以后,陈省身深感欣慰:“那时候,大家都住在一起,都是朋友嘛!会议结束后大家还到我家吃了顿饭,气氛非常融洽。”
从1986年至今,海峡两岸的数学家彼此尊重、相互学习,在国内外都树立了良好的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