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性文章怎么写

　　写评论性文章的一个思路,评论就是发表自己的看法,是一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事,本经验为其中的一种。以下是学习啦小编整理了评论性文章怎么写，希望对你的学习有所帮助。

　　评论性文章怎么写

　　一、评论的思维

　　每个学科、专业和行业都有各自的思维，以至于他们一旦把自己的思考以语言的方式表达出来时，我们就能从他们的思维表达窥探到他们的行业密码。

　　比如，当一个人嘴中不断冒出成本与代价，言必称收益的时候，甚至能从狗屎中看到价值的，他应该是一个搞经济的，因为他流露出一种十足功利的经济学思维。

　　当一个人不断地把利益放在嘴里，不断地说“谁是我的敌人，谁是我的朋友”，强调“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时，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政客，因为他处处表现出了政客思维。

　　当一个人一直不断重复着法律的格言，习惯用法律语言和法律条文说话，我们会知道，他是一个法律工作者，他的法言法语和法学思维暴露了他的身份。

　　当一个人看了某个新闻，就喜欢说“要让每个人知道真相”时，毫无疑问，他是一个记者。

　　网上有个段子说：小时候,把English读为“应给利息”的同学当了行长;读为“阴沟里洗”的成了小菜贩子;读为“因果联系”的成了哲学家;读为“硬改历史”的成了领导;而我不小心读成了“应该累死”，结果成了程序员!这个段子，就是拿“行业思维”编排的。

　　所谓思维，学理上的理解是，高级生物的大脑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和事物之间内在联系的规律性做出概括与间接的能动的反映。所谓能动的反映，很多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潜意识、下意识的习惯性反应，因为长期从事某个行业，受该行业的熏陶，固化为一种规律性的模式，以至于形成了带着这个行业浓厚特征的思考习惯：一看到某个事物，就会条件反射般以这个行业习惯看待事物的方式进行分析和评点。

　　那么，评论从业者的思维是什么呢?评论思维应该是怎样一种思维?我想，评论思维可能有许多表现，但最重要的思维，应该是批判思维。

　　二、评论的批判思维

　　什么是批判思维?就是当面对一件事物时，不是用欣赏、赞美、鼓吹、叫好之类的眼光和角度，而是保持一种怀疑、质询、审视、揭露和批评的视角。一事当前，即使看起来是好事，也当以质疑为先，而不是忙不迭地去叫好。

　　肯定有人觉得我这样去界定评论思维，很有些偏激，为什么非要质疑和批判呢?如果是值得赞扬的好事，如果真是一种进步，为什么不能去赞美和叫好一下呢?现实中确有不少朋友这样地反问过我：你的眼中难道就没有光明的一面吗?你的心理难道就不能阳光一些吗?明明是好事，你还是要质疑。甚至有人嘲讽评论员的这种批判思维，称：成为时评家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心理要足够阴暗。

　　对这些批评，我不以为然。时评这种文体，时评家这种职业，其存在最大的价值就是批评。

　　社会有许多文体，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分工，在诸种文体分工中，太多的文体主动和积极地承担着“歌德体”的功能：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塑造典型，以赞美和表扬为主，从悲剧中寻找能体现正面形象的元素，尤其以把悲剧变成喜剧，将丧事办成喜事，将罪恶洗成闪光点为能事。批评和质疑成为一种极为稀缺的品质，于是，时事评论，要责无旁贷地承担起这种批判的任务，在政客夸夸其谈的鼓吹中，在宣传家的一片粉饰之声中，在软乎乎的赞美泛滥成灾的时候，做一个不合时宜的批判者，承担起“啄木鸟”那样的功能。你的声音一定会让人感觉很刺耳，但是，你的声音又是这个社会进步所最不可或缺的。

　　政府出台了一个对百姓有利的好政策，体现了一种进步，难道评论家们不应该去赞美和鼓励吗?不要怕缺少鼓励和赞美，在评论家准备动笔进行评论之前，赞美的声音早就铺天盖地了，宣传干事们早就把政府这个政策的意义进行了充分的阐述，进行了远超出其现实价值的拔高，一二三四，首先其次再次最后，表现了，体现了，彰显出，展示出当许多文体早已充当了吹鼓手，时评还能怎么去赞美呢?在众多溢美之词的基础上再添加一些形容词，再上升到更高的高度?

　　当其他文体都取向赞美之时，这个社会需要有一种文体去扮演质疑和批判的角色，时评无法推卸这种挑刺的责任。为了社会的进步，时评要担当起那种让人感觉不舒服的角色。

　　一个再完美的政策，由于人的有限理性，它也可能有缺陷和漏洞，有政策的设计者没有想到的地方，有某种思维的死角和理性不及之处，需要目光锐利的时评家毫不留情地指出其缺陷。指出缺陷，既是为了补上漏洞，也是为了提醒决策者对制度可能导致的问题进行先在的防范。

　　一个再客观的制度，由于决策者的利益立场，也可能隐含着某种利益偏向，隐藏着既得利益者某种自利的安排，这时候，时评家要目光敏锐地发现这种包裹着利益的规定，并将其挑出来，吁求更公平的制度。

　　一种再完美的善，它也可能隐含着某种问题，它可能在个案上满足人们的某种道德感，符合人们的直观感觉，却不符合普遍的正义价值。正义优先于善，时评家这时要突破那种浅层的道德感和廉价的同情，而选择追求一种更深层、更普遍的正义。

　　公权力需要怀疑，而且是不惮以最大的恶意去怀疑，这应该是时评家永远的格言。基于公权力的侵略性和伤害性，还有其巨大的合法伤害权，应该永远对公权力的所作所为保持质疑的目光，正像政治学常识所告诫我们的，要将其想象成一个随时会作恶的魔鬼，而不是想象成天使。不用担心这种怀疑和批判会伤害公权力的积极性，只有以不信任和“最坏可能的想象”为制度起点，才能在制度上保障一个有公信力的、好的结果。

　　人性需要怀疑，因为人性是复杂的，人性是自私和幽暗的。歌颂人性伟大的任务交给那些宣传家和鼓动家们，时评家应致力于发现和揭露那些幽暗的一面，并不留情面地去防范和鞭策。只有这样，才能提升这个社会的整体道德水平，评论家应该就是这个社会的牛虻。

　　那些被赞美的事物需要怀疑，被捧上神坛的东西需要质疑，包裹着道德优势的人值得怀疑，喜欢把正义放在嘴里的人需要质疑，拿弱者和穷人说事的人需要怀疑。不是只批判强者，只批判制度，只批判别人，弱者也需要批判，个人也需要批判，自己骨子里那些劣根性和偏见同样需要反省和批判，不放过所有的恶，一切成为某种定论的东西都不能逃避质疑。这样的批判才算彻底，才是真正的批判。

　　常有人拿“缺乏建设性”来指责时评家的批判思维：你总是在批判，那你有建设吗?你总是站着说话不腰疼，你设计出一个完美的政策出来试试?这种反问是很没有道理的，社会分工不同，一部分人去从事政策的制定，也要有人充当对政策进行质疑和批判的角色，否则的话，决策者就会陷入封闭之中。我也许设计不出更完美的政策，但我能看出问题所在，于是我就把我的疑问说出来。决策者制定政策，这是一种建设，时评家进行批判，指出可能的问题所在，这也是一种建设，没有这种批判性的建设，政策不可能完善。

　　还有人喜欢用“善意”和“恶意”来对批评进行区分，说“善意的批评”我就接受，“恶意的”就不理睬。这也是不对的，你怎么能区分批评是善是恶呢?作为一个被批评者，只能是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了。除了私人恩怨，在公共事务上，没有人是恶意去批判某个政策的，只有语言上的尖锐与温和，而没有动机上的善意和恶意。这个问题上，被批评者面对批评时要有正确的态度。

　　时评家，是知识分子这个群体中很特殊的一部分。知识分子有两种，一种是钻在书斋中研究高深学理问题的专业知识分子，另一种是喜欢在公共事务上运作自己理性的公共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保持着毫不妥协的批判精神。时评家在气质上与公共知识分子更接近，不过，他们比公共知识分子更贴近这个社会，他们每天关注时事，对这个社会每天发生的事件保持着密切的注视，于是有着更强的现实关怀。这种与现实的贴近，需要他们保持更为彻底的批判精神，用自己锐利的目光和敏锐的观察力，指出一个个政策中的缺陷，一个个新闻事件中的恶，一个个社会现象中的问题所在。

　　我之所以强调评论者要有批判思维，还基于这样一种认知：批评不自由，则赞美无意义。在一个批评不太自由的舆论语境中，当批评成为一种禁忌的时候，时评家更要争取那种批判的权利，争取更多的批判话语空间。不能自由地批评，那么，赞美就没有意义了。

　　三、不可不重视的求新思维

　　求新思维，在时评界有较大的争议。我一直坚持认为，一篇评论中应该有某种“新”的东西：评论者在就某个议题写作时，一定要有“求新”的意识，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新的观点，或有一个新的发现、新的信息、新的表述等。总之，一篇评论中，总得有一个“新”的东西，这样你的评论才会有价值。新闻，只有“新”才能吸引受众注意和体现新闻价值;而评论，也只有观点“新”，观点和观察独到，才能让你提起的议程被关注，让你的观点吸引到公众的眼球，从而推动事件的发展。

　　简单重复一般常识和进行道德表态的评论有没有价值?关于这个问题几位评论编辑在博客上有过一次讨论。讨论源于对湖北汉川“小糊涂仙”事件的反思(政府为支持本地企业发展，发红头文件下达喝酒指标)，评论作者的来稿都缺乏新意，都只是简单地批判这种行为不对。

　　《潇湘晨报》评论主编杨耕身先生随即在自己博客中对此表示了认同，他认为这些文章“所表达的无非是众所周知的观点，所说的亦无非是正确无错的废话”。他认为，针对小糊涂仙事件的批评，这些作者来稿中所强调的观点，新闻报道本身就已经包含了，评论再重复新闻已前置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价值。

　　《新京报》评论主编王爱军先生看到我们的博客讨论后，在博客中表达了不同观点，他提出了几条反对意见：第一，时评是新闻的一种。新闻是要重复的，有人三年前讨薪跳楼，现在还有，不能因为曾经报道过，就不报道。第二，时评不是供人当花瓶欣赏的，那是副刊的某些特性，时评必须为时而作，干预生活。有什么样的社会事件，就可能有什么样的评论。第三，一些荒唐事继续荒唐着，时评没有完成任务。对“显而易见”的荒唐闭口不谈，正是作恶者所期待的。第四，其实，世界上没有什么道理是新的，重复是必然的。启蒙时代的中国，或许更需要天天讲，年年讲。第五，时评有两个功能，一是阐述理念，更新观念，所谓挖掘别人没有挖到的宝。还有一个，就是推动事件的合理发展。事件最后在舆论的推动下合理结束，即使是没有深刻的含义和高深的道理，也功莫大焉。第六，时评的最大的特点是公民化，千万不要搞成孤芳自赏、圈子里的东西，这是要警惕的，离开了市野街巷，时评行之不远。

　　王爱军说得有一定的道理，不过我认为，从传播效率上看，新的观点能起到更高的传播效率。时评确实是一种公民表达，但时评既然刊登在报章上，就不仅只有传者，眼里更要有受众，不是光表达出来就行了，还要讲究一种传播价值和传播效率。

　　这方面，《中国青年报》“青年话题”内部曾与领导有过一次博弈。报社出台版面考评体系，把评论的“独家”放到了一个很高的评价位置，也就是说，只有文章独家，这个版面的评分才高，编辑才能多拿奖金。后来我们几个编辑认为，不能用新闻版的评价体系来要求一个评论版：首先，相比那些每天都出评论版的市场媒体，我们每周只有三个版，用稿速度根本赶不上市场媒体，要求独家是很难的;最重要的是，评论跟新闻不同，新闻在于报道事件真相，真相只有一个，所以独家对新闻很重要，而评论不一样，对同一新闻事件有很多思考角度，观点是一个竞争的市场，所以，评论最大的价值在于独到，独到的评论才能体现一个评论版的品质。

　　评论要避免成为新闻的配角和附庸，必须要有超越新闻的独立价值，这就是观点和观察的独到，要有某种“新”东西。避免重复那些众所周知的大道理，避免写那些每个人看新闻第一眼就能想到的观点。简单的道德批判是思想懒惰的表现。在一般人能想到的地方再作进一步的思考，你就会有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