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

　　文化，这个词源于拉丁语，原意为耕耘、耕作，可见，从其最初涵义上看，就有人们对自然界的开拓之意。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关于谈谈对中国文化总体的认识，欢迎大家参阅!

　　对于中国文化的总体认识

　　中国文化，从夏商有文字记载的时代算起，至今已经有五千多年。在一般人的心目中，文化只是相对于经济、政治、军事等而言的。而广义的文化，则比文明还广泛，囊括了人类全部物质与精神文明。所以文化的内容很难绝对地加以划分和界定。至于中国文化又是与印度文化、西方文化等相对而言的。而且，中国文化的内容，多指占人口最大多数的汉族文化，而较少涉及少数民族的文化。并且中国文化还有时代性，在同时代下还有地域性，在同时代、同地域还有民族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阶级性，在同时代同地域同民族下还有党派性，等等。以上所说，是指一般概念的文化，自然也包括传统文化在内。那么我们究竟应该这样看待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文化呢?

　　到了文艺复兴时代，人们将农业、手工业、商业、教育等活动都归入了文化范畴，认为，凡是与自然状态、天然状态相对立的都属于文化现象。德国学者普芬多夫曾这样定义文化概念：文化是社会人的活动所创造的东西和有赖于人和社会生活而存在的东西的总和。按照这个定义文化即包括物质因素，也包括非物质因素。

　　不过也有些学者认为，文化不包括物质因素只包括精神因素。持这种文化观的，最著名的是英国人类学家爱德华•B•泰勒。泰勒 在1871年曾给文化下了个定义，后来为人们所广为引用。他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之一分子所获得的任何技巧与习惯。泰勒认为，文化的特点是，它是人类后天习得的，它为人类所共同享有。

　　根据蔡尚思先生的划分，中国传统文化是有九大支柱的：一，儒家。这个学派的主要代表人是孔子。孔子主张德治，要求为政必须正上以正下，正己以正人。认为政治就是先正己后正人，以身作则，才不至上梁不正下梁歪。“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①]孔子对中国文化的最的功绩，是在教育和传述，保存文化遗产方面。但是其中也有消极的方面，主要体现在孔子的所谓的礼上面。关于孔子的思想核心问题，古往今来，众说纷纭，大致有仁、礼、孝、忠、恕、中庸、和、善等等，仁、孝、忠、恕、中庸等都在礼教的范围之内，都必须受礼的制约。在孔子看来，礼独高于其它诸德。“道德仁义，非礼不成。”[②]在汉代，儒家礼教神学化。董仲舒的天人感应观是以“天道之常，一阴一阳”，[③]“天有阴阳，人亦有阴阳”[④]的阴阳五行说为根据的，并把它推广到家国间的人际关系。到了魏晋，儒学又玄学化了。魏晋时期奉《周易》、《老子》、《庄子》为“三玄”，《论语》也被重视，玄学家们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何晏、王弼是主要代表。这些玄学家以“名教即自然”相标榜，调和“自然”与“名教”的关系，儒学的玄学化，并未改变儒家礼教的根本性质。宋明时代，儒家的发展，又出现了程朱的理学化、陆王的心学派等。程朱理学家把儒家礼教的封建伦理纲常说成是“天理”，把人们的物质欲望说成是“人欲”，要求人人“存天理，灭人欲”。以南宋陆九源、明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派，则把“心”看作宇宙万物的本源，提出“圣人之学，心学也，尧舜禹之相接受”[⑤]的理论。后来的王船山也是忠实的尊孔重礼的一人。上述就是简单地介绍了一下关于儒家的发展历程。

　　第二支柱就是法家。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主张实验，反对空谈;主张厚今薄古，贵今贱古，反对厚古薄今，今不如昔。这些方面可以说法家长于儒家。法家主张极端的君主专制，推行严刑峻法，实施愚民政策，倡导以史为师，不要知识文化，甚至主张焚书。这些方面可视做法家的短处。法家里面的代表人物是韩非。韩非的极端君权愚民的政治思想，是韩非思想体系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其主要内容为：

　　实行君主专制以天下统一为先决条件——爱统一重于爱祖国;

　　专制的无比重要性与绝对固定性——君权与臣权、民权势不两立，必须严防大权旁落于他人之手;

　　以专制而兼法治与礼治、心治——对于前期法家与孔子儒家都各有取舍;

　　以法家实现无为而治——在君主专制前提下的法治与“无为而治”的合一。

　　第三大支柱就是墨家。，墨子主张亲疏、贵贱、贫富、贤愚、强弱等一切平等，提倡“兼相爱”、“非天命”，具有“摩肩接踵，利天下为之”的实践精神，是先秦乃至中国古代唯一的反对宗法血统论与宿命论的伟大思想家，其弟子重艰苦实践，遵守纪律。

　　第四大支柱是道家。老庄的自然主义、相对主义、清高远观、绝对自由、注重精神修养等是道家思想的最大特色。道家在先秦诸子中最大的特点，是它首先注重本体论与辨证法。在思想意识上积极的并非全是好的，如积极作恶;消极也非全是不好，如消极不为恶。道家思想消极方面好的多，积极方面好的少。道家要人们倒退到原始社会去，消灭各种文明，身在放内而心游方外，以生前之苦而思死后之乐，这不能不说是它最大的缺点，对中国文化也产生了一定的消极作用。

　　第五大支柱是佛教。佛教是一种外来文化。从两千年前的汉末传到我国，与本土文化融汇为一，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支柱。佛教倡导鬼神迷信，盛行于民间，给平民百姓以最深刻影响的，主要是因果报应、三世轮回思想。

　　所谓的第六大支柱就是范缜的神灭论;第七大支柱是李贽的反孔思想;第八大支柱是黄宗羲的反君权思想;第九大支柱是袁枚的情感哲学。这里所罗列的几点均蔡先生本人的观点。

　　李锦全先生也曾经说到：“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故这里的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其核心是哲学思想。由于中国古代哲学与政治、伦理思想的关系非常密切，并且贯彻始终，因此中国传统文化又是哲学、政治、伦理思想的综合体。”[⑥]

　　两者相同的地方是，都讲了百家争鸣。但是李先生仅仅限于百家争鸣，并且把佛教的传入和在社会上的流行当作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次冲击。

　　无论我们是同意蔡先生的划分还是李先生的划分，不可能对每种庞大博杂的文化(儒家、道家、法家等)都进行一番精深地研究，更由于我的智识不够和笔头的拙笨，即使可以贻笑大方地思考一些问题也只会使每个问题显得幼稚和浅薄，所以在这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和机制我只略发表一下自己的拙见和陋词，而着重叙述一下我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问题及现代化的途径的看法。

　　让我们先来看一下历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一些大事以此来了解一下传统文化是如何沉淀的：(1)春秋战国时候的百家争鸣;(2)秦始皇焚书坑儒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3)佛教的输入;(4)理学的兴起(理学成为南宋、元以至明清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到了明清之际，由于社会生活的变化，于是出现了一些具有精湛思想的学者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他们的理论达到了中国传统思想的最高峰)。仅从这些我们就可以中国的传统文化已经是卷帙浩繁了，但是马克思说过：“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够集中在哲学思想里。”为此我决定从广博文化中的哲学思想里来看中国的传统文化。

　　任何事物都有其兴衰的过程，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不例外，自从西方的文化传入中国以来，大量的外国翻译书籍，大量的外国生冷词汇渐渐地代替了中国的本土文化和词汇。这除了社会上流行的“强势文化”的原因外，我觉得主要原因还是自身的文化存在的问题。这方面我们可以从伊斯兰文化的发展中得到启示，伊斯兰也是一种相对于西方文化而言的“弱势文化”，但是它却能在历史的长河中生生不息，散发着灿烂的光芒。 我想除了这个民族的虔诚的信仰之外，还有它本身文化的不断的更新和补充及不断地发扬光大。因此在这里我决定从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问题及现代化的途径方面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在研究问题之前先要找到研究问题的方法，因为儒家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下面几个阶段：先秦儒学、汉唐儒学、宋明儒学和现代新儒学。所谓“现代新儒学”是在辛亥或五四以后，主要是“后五四时期”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在“儒门淡泊”的背景下，认同儒学(特别是儒者的心性之学)的基本价值，并在新时代的条件下加以创造性的发展的一种学说。所以，我觉得以新儒学作为传统儒学之镜，从新儒学的发展来折射儒学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并从这些问题结合现代化的国情，找到自己的发展出路，从新振兴自己在中国文化上的地位。

　　下面我将从三个方面来论证。

　　扬榷百家、融会贯通是现代新儒家的一大特点。

　　熊十力曾说：“学贵自得，博求往哲，观其会通”。他主张“旷览中外，去门户而尚宏通，远偏狭而求圆观。”[⑦]贺麟也说：“以自由自主的精神或理性为主体，去吸收融化、超越扬弃那外来的文化和已往的文化。尽量取精用弘、含英咀华，不仅要承受中国文化的遗产，且需承受西洋文化的遗产，使之内在化，变成自己的理性的材料。”“我根本反对被动的‘西化’，而赞成主动的‘化西’，所谓‘化西’，即是自动地自觉地吸收融化，超越扬弃西洋现在已有的文化。但须知这种‘化西’的工作，是建筑在深刻彻底了解西洋各部门文化的整套的体用之全上面。”[⑧]

　　上述的两位学者的说法，说明当时儒学存在的问题是固步自封、孤芳自赏的，没有新鲜血液的注入来激活它，势必只有死路一条。

　　20世纪的儒学不可能继续沿用宋明儒学的思维框架或运思模式。借助西方新实在论、新黑格尔主义、康德、黑格尔的方法重新建立中哲，或兼容中西部各派哲学的观点方法，丰富儒学道德哲学、生命哲学、人生哲学，表现现代儒学的开放度。

　　贺麟还说过：“儒家思想之能否复兴问题，亦即儒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华化、中国化西洋文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⑨]

　　这些都说明了，当时我们的传统文化没有把握好自己主体性的地位，没有及时的改进、完善自己，没有吸收当时优秀文化的成果。所以导致了后来的衰退。但是在这里想要加入的一点是：从新儒家一代起，人们不断的引进西方的文化思想，这就造成了另外一个问题，现在讨论的中国哲学中充斥着西方化的语言，并且很多人都以此为时尚和先进。殊不知在这个时候，它已经丢失了本土观念。

　　现代新儒家对儒学传统，包括宋明理学的传统作过多方面的批判。例如，熊十力说宋儒有两大缺点，一是“绝欲”，二是“主静”，前者“弄得人生无活气”，后者脱离实际，“减却了日常接触事物的活动力”，“这两个主张殊未能挽救典午以来积衰的社会”。熊氏又说：“宋儒之最可责者有二：一无民族思想，二无民治思想。”他对宋儒心性之学多有继承发挥，认为“宋儒倡鞭辟入里切己之学，可谓知本，惜其短于致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