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散文学习漫议教案范文3篇
散文是语文阅读教学中的重要文体之一，也是语文教学的重点和难点，今天学习啦小编就与大家分享：古代散文学习漫议教案范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
古代散文学习漫议教案范文一古代的文，即通常说的文言。学文言，目的主要是三个方面：⑴吸取文化知识(包括思想)，这包罗万象，由专业，如中医要读《伤寒论》，到一般常识，如知道秦汉以前已经有辉煌的诗作，那是《诗经》和《楚辞》。⑵欣赏文学作品，这也包罗万象，由“关关睢鸠，在河之洲“(《诗经》)，“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庄子》)，到“萧声咽，秦娥梦断秦楼月”(李白词)，“花落水流江，闲愁万种，无语怨东风”(《西厢记》)等等，都是。⑶写作方面吸收营养，就是把文言表达技巧融会到写现代文的笔下。
无论是吸取还是欣赏，都要广泛地读，当然要包括诗词歌赋。这里专说散文，原因之一是缩小范围，以求初学容易消化;原因之二，也是为初学设想，与诗、词、曲等相比，散文词句平实，连贯，章法条理清晰，韵文是以此为基础而变化，所以学文言应视之为基本，由此入手。
从战国到清末，文人写的几乎都是散文(韵文相比之下少多了)，虽然历代散失不少，存世的还是浩如烟海。文言散文如此之多，而读者时间有限，又必须要求立竿见影，事半功倍，怎么办?这里谈参考意见，有两种办法：⑴开具体配方，比如先读彭端淑《为学》，一日，接着读韩愈《师说》，二日，等等。⑵谈谈概括的原则，即学时应注意之点。前一种办法有优点，初学容易用;但有缺点，琐屑费工而难于灵活运用，所以只能用后一种办法。
对应不同的方面，从不同的角度，要用不同的原则。先说一个总的，或说最重要的，是于“熟”中求通晓。学语言靠熟，即多次重复，这是人人都知道的。小孩子出生几个月，一不上课堂，二不查词典，三不念语法，只是听，跟着大人瞎嘟嘟，不很久也就会说了，而且决不会把把“坐车”说成“车坐”。学文言也是学语言，情况一样，读多了，读熟了，决不会把“吾谁欺”说成“吾欺谁”，“未之有也”说成“未有之也”;何况现在一般人学文言，只要求理解而不要求能说能写。有的人出于一片好心，以为熟读、多读太费力，想找出一种纲举目张的办法，即多靠分析结构、讲清规律，通过“明理”以求豁然贯通。我的意见，“明理”虽然有用，但是，尤其早期，专靠它就不成。因为，⑴语言规律是概括的，而且容许例外，对于某一具体语句，尤其词，它常常不能告诉你究竟表示什么意思。⑵以“母女视之”(蒋士铨《鸣机夜课图记》)为例，由上下文，知道意思是“我母亲把我妻看成女儿”，不是“母女二人看他”，于是才知道绪构是“母”(主)“女视之”(谓);如果你不熟，意思且不知，结构又能管什么!也许有人说，这主张仍是“熟读唐诗三百首”那样的老一套;我的想法，就算是老一套吧，只要它是有效的，甚且唯一有效的，我们就没有理由不用它。
怎么能熟?是用适当的办法多读几遍。这里说适当的办法，包括两点意思：首先，读的方式要适当，总的要求是不可浮光掠影，而要钻进去，象是同作者一道吟味。传说桐城派大师姚鼐读韩愈《送董邵南序》第一句“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要中间换气才能成声;想来三味书屋鲁迅的老师寿老先生读“铁如意……”时摇头晃脑，也是这种情境。学散文不可象有些人看小说那样，一目十行，只吸收情节，而要象演员进入角色一样，一词一语一句都深入领会;还要适应原文的意思和情趣，有抑扬、有快慢地读出来(也可不出声)。怎么知道何处应抑、何处应扬、何处应快、何处应慢呢?这象是很复杂，却并不难，自己可摸索、断定，因为韵律的欣赏是人的自然要求。比如《滕王阁序》中的名句“落霞与孤骛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无论谁读，“鹜”和“色”都要抑，“飞”和“天”都要扬，“齐飞”和“一色”都要快，“鹜”和“天”都要慢;不这样就不是味。字字咬准，抑扬顿挫，甚至摇头晃脑地读，这就是深入吟味情调。初读，既要领会意思，又要吟味情调，自然速度不能快;但随着熟而领会、吟味越来越容易，速度可以逐渐变快。另外，时间安排要适当。这原则是多比少好，分比合好。读三遍比读一遍利于熟，理由用不着说。分比合好是来自心理学的规律，例如总计读十遍，第一次读两三遍，以后隔些时候读一两遍，再隔些时候……比一次集中解决好得多。
已经知道熟读的办法，然后可以谈论一个更大的问题，“读什么”。这从原则方面容易说，是要分别主次，读好的，读重要的，读一般的。关于什么算好，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里不能也不必深入分辨。大致可以这样规定，由内容方面说，深刻，妥善，清新，能够使人向上、长见识的;由表达方面说，确切，简练，生动，能够使人清楚了解，并给人以韵律美的，是好的。所谓重要，通常是由于学术价值高，如《苟子》《史记》之类，有少数是由于传统，如《大学》《中庸》之类。所谓一般，简单说是非专业的，如《九章算术》《黄帝内经素问》等是专业的，学古代散文当然可以不读。在这方面，困难的是把原则运用于实际，比如说，根据以上原则，初学能够开出一个读物详单吗?或者随便拿来一本书或一篇文章，初学能够断定它是否合于三项原则吗?开单，断定，要靠一些资本，如文学史甚至文学批评的知识，目录学的知识，读书的经验等，而初学缺乏的正是这种资本。怎么办?有一个省力而易收效的办法，这就是利用“选本”。选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⑴总括的，如《古代散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中国历代散文选》(北京出版社)等;⑵分类的，如《历代游记选》(湖南人民出版社)、《笔记文选读》(上海占典文学出版社)等;⑶专集的，如《史记选》(人民文学出版社)、《韩愈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等。初学宜于先读总括的选本。这样有多种方便：⑴文章是经过挑选的，一般说都合于上述三项原则。⑵面广，一般是由战国到清末，收了大量的重要作家、重要典籍和常用文体，这就可以简要而不遗漏。⑶每篇文章有评介，读它，除了理解本篇以外，还可以学到文学史和文学批评方面的知识，这就为以后自己选读积蓄了资本。⑷有注解，消除了难点，可以避免查问的麻烦。学古代散文。这类总括的选本既是出发点，又是据点。说是出发点和据点，因为读它而至于熟，就有了基本功，因而由此可以前进，可以向四外扩张。比如读了柳宗元《小石潭记》，喜欢，于是推而广之：读《永州八记》或《历代游记选》，甚至《水经注》;又如读了《李列传》，喜欢，于是找来《史记选》，甚至还可以找来《史记》《汉书》。这样做，选本就成为入门的钥匙。用它，很容易打开古代散文的主库，所得就不只是熟悉一二百篇文章了。
上一段说的是好坏的选择办法。但同是好的，可能有深浅之别。例如《左传》，文章是上好的，可是文字比较古奥，不宜于初学读，因此，为了学而能接受，还要遵守由浅人深的原则。就选本说，尤其是总括的选本，选文由古到今，取精舍粗，考虑到深浅的很少。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编《文言文选读》是供中学生课外读的，一到三册由浅人深，初学比较适用。此外，分类的选本有些是比较浅的，如《笔记文选读》、各种寓言选之类，也宜于作人门的读物。实际上文章的深浅读者可以用自己的理解能力为尺度，比如两篇文章，试着读，觉得一难一易，那就先读容易的。
与由浅人深的原则相关的一个原则是由少到多。这包括两种意思：首先是由慢到快;读熟了，读多了，文言的底子越来越厚，很多原来生疏的一见如故了，速度自然可以加快。其次，精读与博览相结合，这比较复杂。前面说学会语言靠熟，熟由于接触的机会多，所以不能不多读;精读费时间，难于多，所以要以精读为据点，向博览发展。所谓博览，是对付不值得精读或没有时间精读而又不宜于不读的大量作品的办法。这类读物量很大，因为性质、价值、篇幅长短千变万化，博览的办法可以灵活，比如可以读一遍，或者粗粗训览一遍(有少数地方也许不能确切理解)，还有时候，翻几页看看，觉得没意思。索性不看。哪些作品宜于精读，哪些作品宜于博览，难于机械规定，上面提及的三项原则可以参考，自己的看法和兴致也可以参考，所幸开卷有益，即使少数安排不当也关系不大。
以上所说偏于怎样选定读物。至于读，也还有应注意之点。这主要有三个方面：⑴重视难点。难点主要来自两个方面：a.词语的古今差异(句法的差异不易引起误解，关系不大)，如“走”是“跑”、“诸父”是伯叔、“胜国”是前朝之类，不熟悉就容易误解。b.生疏的事物，如“皮弁”“丁忧”“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等名物，“易簧”“凌波”“升堂入室”等典故，不知道本原就不能确切理解。读时遇到达类难点，要多注意，记牢;这样，难点减少，将来前进就容易得多。⑵注意特点。古代散文就写法说有不少特点，或说优点，如简练、含蓄、章法紧凑、表现方法变化多等，都值得借鉴，应该深入领会，以期渐渐融会贯通，到自己写现代文的时候能够或多或少地吸收到自己的笔下。⑶培养自己的能力。读选注本，最好能逐渐过渡到自己能选，离开注能读。这除了陆续积累文言资本以外，还要学习使用工具书。工具书种类很多，常用的如《辞源》《辞海》等，生疏一些的如各种“类书”“年表”“索引”等，最好都能够熟悉，以期总有一夭，能够读既无标点又无注解的。
以上所说都是古代散文之内的事;想学灯，收效大，还要读些“之外”的书。这主要是讲古汉语常识的书，应该找一两种读读，以期感性知识能够条理化，上升为理性认识，使已学者更巩固，将学者更容易。其次是本国史尤其文学史的书，具备其中的知识，等于手持游览图游历，比照它就可以知道已游了哪些地方。还需要游哪些地方。再其次是目录学方面的书，古代的优秀故文藏在古籍宝库里，目录学是宝库的藏品清单。熟悉清单，选择读物就容易了。
最后说说能不能学好的关键。这很简单，勤就能熟，熟就能学好;不勤就不能熟，不熟就不能学好。勤，靠意志;我的经验，更靠以习惯培养兴趣或爱好，天天去读(时间不必很多)，起初也许象个负担，及至日久天长，难点减少，趣味增多，甚至想扔开也难于做到，熟，学好，自然就不成问题了
古代散文学习漫议教案范文二一、作者与题解
1、张中行，1909年生，河北香河人。1931年毕业于通县师范学校，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建国后长期供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从事中学语言教材的编辑，退休后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审，直至1997年。
主要著述：
人称“杂家”。1980年代开始散文创作，出版散文集《负暄琐话》、《负暄续话》、《负暄三话》、《禅外说禅》、《说梦草》、《顺生论》、《流年碎影》等，另著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诗词读写丛话》、《佛教与中国文学》等，收录于《张中行作品选》六卷。主编及参编的著作有《文言常识》、《文言文选读》(三册)、《古代散文选》(三册)及中学通用语文教材等。
2、中国是散文大国，散文产生很可能早于诗歌，《尚书》即是一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散文与诗歌就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代表。散文或记人、或叙事、或抒情、获益手法多样，体栽繁多。古往今来，不仅出现了大量的散文精品、名篇，而且诸子哲学、历代史学、奏议应对、外交辞令、医学养生、百工技艺、百物种植、地理天文、科技文献、兵家谋略、交际应酬、处世箴言，等等无不充满着散文气息，凝聚散文精华。熟读散文就可熟知中国文化之精华所在。古人强调“言而无文，其行不远”。中国散文以灵活多变的手法，以切实而意义深远的比喻，优美的词藻说理叙事，言近而旨远。或如行云流水、或如排山倒海;有的以情胜，哀而不伤;有的以气胜，恢宏而包容;有的以理胜，自信而谦谨……充分展示了一个文化古国的胸怀、气度和意境。古代散文的写作手法是我们现代人写作的无尽宝藏。
二、自读导引
1、为什么说这是个大题目，难于详说?
——作者强调内容复杂，涉及很多方面。比如，作为一门课，古代散文必定会有它的划分，它的发展脉络
，它的体式特点，史上代表性作家和作品选读与介绍。中国古代散文的欣赏，又包括思想内容诸如文道、兴寄、义理，艺术手法诸如性灵、意境、辞色、章法、讽喻等等理论问题，文章真的大到无法想象。本文主要就一般学习者怎么学来展开，作者的尺度很难把握，他的写作框架和构思重点有三：(1)难于详说，也不宜小作，所以篇幅适中;(2)虽说简略谈谈，但对某些问题要轻轻点染;(3)注重实用性，略去理论性。
2、作者为什么把学文言的目的归结为三点?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把学文言的目的概括为吸取文化知识、欣赏作品和学习写作技巧这三条，这里就是忽略了一条学习继承传统的文化思想和道德精神，这到底是五四以后对传统文化思想的清算，还是一般初学者可能还没有能力来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好判断。值得注意的是，张中行也拒绝了“国学大师”的桂冠，从他对南怀瑾的学术批评首先就是不满其力主圣道天经地义、反对打倒孔家店的立场。张先生尽管国学功力很深，但他身上又继承了五四的科学民主反封建的新思想，他对于封建文化的余毒有那个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的清醒认识。所以，他对于当下的国学热又一分为二的审慎眼光，这也许就是他为什么不提思想内容学习的真正原因吧。
3、既然是诗词歌赋都要广泛阅读，为什么又主张从散文入手?散文和韵文是什么关系?
——一是为初学者容易消化，二是散文此句平实，连贯，章法条理清晰，是韵文腾挪变化的基础。我国古代，为区别于韵文(除诗歌外包括词赋、骈文)，凡不押韵、不重排偶的散体文章，包括经、传、史书在内，一律称之为散文。
4、为什么从战国到清末文人写的多是散文?如此多的文言究竟怎么学?
——因为韵文很大一块是诗歌，中国是古典诗歌王国。韵文骈文只流行一部分朝代，因为形式主义桎楛被唐宋古文运动所批判打压。所以，散文占绝对主导地位。作者推荐的读法第一种是读文选，中国古代有过从《昭明文选》到《古文观止》等各种选本，为科举而设的读本更是以“四书五经”为范本，这种古代的学习方法琐屑费工而难于灵活运用，所以，我们现在的教学是先以精选的文本为例文，积累字词，生成语感，同时也学习一些概括出来的文言语法。
5、既然选用后一种概括学习的方法，为什么还是强调熟能生巧?
——因为学语言靠熟，必须通过熟读积累语感。语言规律在早期没什么用。语言规律是概括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规律是从大量实际文章中概括出来的，又有特例，所以，不能用死板的语法规律来机械套用。现在人的浮躁就想走捷径，张先生认为熟读是有效甚至唯一有效的方法。
6、作者所介绍的熟读方法有哪些?
——首先是强调钻进文章去吟味，而且要有抑扬和快慢，作者还是让自己摸索断定，因为韵律欣赏是人的自然要求，所以这可能会因每个人个性和艺术趣味而变，也可能同一篇文章不同人、不同境遇读来都不相同，只要你确实注入了情感，有了领悟就可以自己来判断。第二是强调时间安排多而且适当分布，这里作者注意了科学性。
7、读什么是更大更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原则容易，具体不好说?
——原则容易说，提出分别主次、读好的、读重要的、读一般的。作者这里回避不开思想内容的问题，但强调见仁见智，在这篇给一般读者推荐古文初读文章里，他不想多谈有争议的问题，只笼统强调深刻，妥善，清新，能够使人向上、长见识的，这里更强调“善”的标准，而表达上作者定了并不很高的“美”的标准：确切，简练，生动，给人以韵律美。我们注意到，张中行认为重要的里面没有孔孟、也没有老庄，倒是举出《荀子》和《史记》。儒家经典举的是《大学》和《中庸》。直接的理由：(1)《荀子》和《史记》的学术价值高。(2)《大学》和《中庸》是封建正统的地位。关于荀子在先秦诸子中承前启后的集大成作用，《劝学》导读和相关资料中已引述过。不过，四书为何抽去了《论语》和《孟子》，这倒是意味深长的，内中的学问一下子很难揣测。
8、利用选本为什么是省力而易收效的方法?
——最后给出的省力易收效的方法是利用选本。循序渐进的给出总括、分类和专集三种阅读路径。建议先读总括的选本，理由四条：(1)文本挑选过，符合好、重要和适合一般人三原则。(2)面广有代表性，简要而不遗漏。(3)每篇有评介。(4)有注解。以此为路径，再登堂入室，去读分类的选本或专集。作者积几十年国学修养，加上人民教育出版社特约编辑的经验，可谓要言不烦，提纲挈领，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9、作者讲的深浅之别和多少取舍问题，对今天的语文学习有什么意义?
——我们的高中语文教学尽管把文言文阅读当做重点之一，可课文实际排序还是以人文立意为主线，兼顾体裁和题材来选文。所以，张中行先生讲的循序渐进就很难顾及。比如这个学期的课文《新序二则》太浅，《劝学》全国其他教材有编在初中的。《谏太宗十思疏》和《训俭示康》，除了内容偏深，我觉得对社会的某些特定对象有针对性的目的，让现在的学生读了难说有多少正面价值。很想找到张中行先生在上世纪80年代编选的《文言文选读》的目录做个参考，可惜一时搜不到。至于怎样做到精读和博览的结合，我认同张先生的主张和编选的眼光，现在的学生实际阅读积累少，还是循序渐进更适合学生实际。比如可以循序渐进的文言选本作为第二套教材，允许相互参照取舍。现在，许多学校把《高中文言文助读》之类当做辅助读物，正是教材脱离学生渐进学习的补救措施，可惜，还是受传统思想道德为线索的低水平博览，在循序渐进和代表性上这个选本就明显不足了。
10、对于学习文言扫除障碍的读法问题，作者有哪些值得重视的建议?
——比较奇怪的是：作者认为句法差异不易引起误解，关系不大。我们今天中学文言主要花气力在积累一定量的实词虚词，特别关注词性活用、一字多义、通假，以及特殊句式、固定句式等等，他只突出了古今异义。其次是重视文化常识和典故，他举的例子里，“胜国”、“皮弁”、“易箦”这一类，我们上海的高考还不会涉及。可能是张先生的选文与我们不同的缘故。他把难点轻描淡写，也许是为了打消初学者的顾虑，也许是会者不难。这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注意写法特点是当下语文教学特别强调的，可惜师生都容易被这么多语言现象牵扯太多精力，难以很好关注。在一般学校里，是否可以把重点文言课文分两遍来教，第一遍疏通语言，第二遍赏析。这会连带出现有教学进度节奏的打乱，只是一家之言。
11、最后作者还是给初学者开出了更高学习的秘方，又说了些老生常谈，这是为什么?
——第一，是建议读古汉语常识的书，张先生自己有《文言与白话》、《文言津逮》和《文言常识》三本可供我们参考。第二是读点中国古代史和文学史。这两点，其实老师们都会在课堂教学的背景介绍中有所涉及，第三读点目录学就很专业了。我以为主要目的是了解古代散文的精华篇目。对古代散文的发展传承有点认识。最后强调勤才能熟，无须我赘述。大概是当代人的通病，我们都不再愿意去走自己苦读钻研的路子，所以百家讲坛才大行其道。小心，依赖吃这种别人提炼的方子，太容易被随意曲解牵着鼻子走。那也许是大话诸子，戏说孔孟。
三、中国古代散文发展概述
注：这是人教版全国教材所用的中国古代散文的学习概要。它跟张中行文章的主要差别是更注重了解中国古代散文的发展脉络，而不是跟读者指点读古代散文的迷津，里面具体的差别还有，这篇的散文涵盖更宽，包括诗歌以外的韵文(辞赋和骈文)在内。这点上更符合我们课内文言学习的实际，因为我们的文言课文就是包括辞赋骈文在一起，不讲具体分类的。读这篇，也大概有助于解决一些张中行先生最后建议读文学历史，了解点目录学的问题。
我国古代散文的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时期：
(一)先秦时期
1. 第一部散文集《尚书》
殷商甲骨文的某些卜辞已可算作片段的散文，成篇的散文可以追溯到《尚书》。
原称《书》，到汉代改称《尚书》，意为上代之书。这是我国第一部上古历史文件和部分追述古代事迹著作的汇编，它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的一些重要史料。
《尚书》所录，为虞、夏、商、周各代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献。其中虞、夏及商代部分文献是据传闻而写成，不尽可靠。“典”是重要史实或专题史实的记载;“谟”是记君臣谋略的;“训”是臣开导君主的话;“诰”是勉励的文告;“誓”是君主训诫士众的誓词;“命”是君主的命令。还有以人名为标题的，如《盘庚》、《微子》;有以事为标题的，如《高宗肜日》、《西伯戡黎》;有以内容为标题的，如《洪范》、《无逸》。这些都属于记言散文。也有叙事较多的，如《顾命》、《尧典》。其中的《禹贡》，托言夏禹治水的记录，实为古地理志，与全书体例不一，当为后人的著述。自汉以来，《尚书》一直被视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哲学经典，既是帝王的教科书，又是贵族子弟及士大夫必遵的“大经大法”，在历史上很有影响。
《尚书》的文字内容特点：《尚书》所记基本是誓、命、训、诰一类的言辞。文字古奥迂涩，所谓“周诰殷盘，诘屈聱牙”就是指这个特点。但也有少数文字比较形象、朗畅。《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
《尚书》是中国古代散文已经形成的标志。书中文章，结构渐趋完整，有一定的层次，已注意在命意谋篇上用功夫。后来春秋战国时期散文的勃兴，是对它的继承和发展。秦汉以后，各个朝代的制诰、诏令、章奏之文都明显地受它的影响。刘勰《文心雕龙》在论述“诏策”、“檄移”、“章表”、“奏启”、“议对”、“书记”等文体时，也都溯源到《尚书》。《尚书》中部分篇章有一定的文采，带有某些情态。如《盘庚》3篇，是盘庚动员臣民迁殷的训词，语气坚定、果断，显示了盘庚的目光远大。
2. 历史散文
先秦历史散文为中国的历史文学奠定了基础，对后世历史家和古文家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殷商时代有了文字，也就有了记史的散文。到了周朝，各诸侯国的史官进一步以朴素的语言、简洁的文字记录了列国间的史实，如《春秋》。以后，随着时代的需求，产生了描述现实的历史文学，这就有了《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左传》与《战国策》是先秦历史散文的代表。“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
《左传》是《春秋左氏传》的简称，又名《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鲁国的史官左丘明所著，共18万字，记载了春秋240年间列国的政治、军事、外交活动和言论以及天道、鬼神、灾祥、占卜之事。这部书叙事富于戏剧性，情节紧凑，战事描写尤为出色，语言精炼、富于形象。
《国语》是一种国别史，分别记载了周王朝及诸侯各国(公元前1000——前00)之事，记言多于记事，所记大多为当时较有远见的开明贵族的话。
《战国策》作者不可考，现在版本为西汉刘向辑成。它同《国语》一样，也是分国记事，记载了西、东周及秦、齐、楚、赵等诸国之事，记载内容是谋臣策士的种种活动及辞说。《战国策》文章的特点是长于说事，善用比喻，人物形象塑造极为生动。
3. 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产生了诸子散文。
春秋战国之交是社会大变革的时代，各种学术流派纷纷著书立说，争论不休，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代表不同阶级或阶层的思想家的著作，促进了说理散文的发展。这些思想家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等。记载他们言论的书流传到现在的有《论语》、《孟子》、《墨子》、《庄子》、《韩非子》等。
《论语》和《孟子》是儒家诠释“仁”的著作。《论语》是记录孔丘及其弟子言行的，其中多半是简短的谈话和问答。《孟子》是记载孟轲言论的。孟轲长于辩论，因此书中语言明快，富于鼓动性。
《墨子》代表墨翟“兼爱”的主张，语言朴素，说理明确，逻辑性很强，《兼爱》、《非攻》等篇极有代表性。
《庄子》代表道家庄周“无为而治”的主张。庄子散文在诸子中独具魅力。这表现在作者具有奇幻的想象力和敏锐的观察力，善用民间寓言，长于譬喻，使文章富于文学趣味。
《韩非子》代表法家“因时制宜”的主张。韩非散文结构严谨，锋芒锐利，说理深刻。
《荀子》代表荀况的学说，现有32篇，多长篇。荀子散文特点：论点明确、层次清楚、句法整练、词汇丰富。
《吕氏春秋》是秦丞相吕不韦门客的集体创作。它包括八览、六论、十二纪，兼有儒、道、墨、法、农诸家学说。书中保留了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和佚事。它是一种系统化的、集合许多单篇的说理文，层层深入，最见条理。和诸子散文一样，它往往以寓言故事为譬喻，因而文章富于形象性。
先秦诸子的说理散文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艺术风格上，都对后世散文的发展产生了显而易见的影响。
(二)两汉
两汉时代，散文进一步发展。
1. 政论文
汉初，政论散文有所发展。贾谊(公元前200——前168)是西汉初年杰出的文学家，他的文章《过秦论》总结了秦代灭亡的原因，汲取了秦末农民起义的教训，发展了先秦的民本思想。他的散文善用比喻，语言富于形象性。
除贾谊外，汉初还有不少散文家，他们的文章大多或论秦之得失，或针对时弊，提出自己的主张，其中以晁错和邹阳成就较高。晁错以主张募民备塞的《守边劝农疏》、《论贵粟疏》两篇散文最为著名。
2. 史传文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封建王朝迫切需求总结古代文化，给予大一统的统治局面以哲学和历史的解释。
(1)《史记》
司马迁的《史记》代表了两汉散文的最高成就。它的出现将先秦历史散文又大大向前发展了一步。鲁迅先生在他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中称赞《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的贡献和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 开创了“纪传体”体例。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历史人物是丰富多彩的，历史现象是纷纭复杂的。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迹;“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
②《史记》开创了政治、经济、民族、文化等各种知识的综合纂史方法。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帝时期，记载了我国近三千年的历史。是我国第一部规模宏大、贯通古今、内容广博的百科全书式的通史。在《史记》中，司马迁第一个为经济史作传：《平准书》、《货殖列传》;司马迁又第一个为少数民族立传：《匈奴列传》、《西南夷列传》等;他还第一个为卑微者列传：《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等。《史记》第一次把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都包容在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之内，从而开拓了历史学研究的新领域，推动了我国历史学的发展。由于纪传体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这种撰史方法，为历代史家所采用，影响十分深远。
③ 秉笔直书，是我国宝贵的史学传统，司马迁的《史记》对此有很好的发挥。秉笔直书，就是史学家必须忠于历史史实，既不溢美，也不苛求，按照历史的本来面貌撰写历史。《史记》明确表示反对那种“誉者或过其失，毁者或损其真”的作法。项羽是司马迁心目中的英雄，因此，司马迁以极大的热情和强烈的爱记述了项羽的伟业。但对于项羽的骄傲自大和企图以武力征服天下的致命弱点，司马迁也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对于先秦的法家和秦代的暴政，从感情上司马迁是愤恨的，但他做到了不因憎而增其恶。相反，对法家的改革和秦代统一中国的历史作用，他都予以充分的肯定。正因为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才使《史记》以信史闻名于世。《史记》还贯穿一条重要线索，即重视人的历史作用。司马迁是反天命的。强调人是历史的中心。因此，他在写帝王将相的同时、注意为社会上的各种人立传，尤其是把农民起义的领袖陈胜、吴广，放到与王侯功臣以及封建社会的圣人孔子同等的地位来写。所以在《史记》中，既有战国七雄的世家、萧丞相(萧何)、留侯(张良)的世家、孔子的世家，同时也有《陈涉世家》。司马迁也很重视物质生产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把经济状况同政治上的治乱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还强调总结历史经验，提出以史为镜、鉴往知来的思想。由于司马迁在历史编纂学上的伟大创造精神，他的进步的史学思想和严谨的治史方法，使《史记》成为我国史学史上一座巍峨的丰碑，司马迁也赢得了“中国史学之父”的美名。
④《史记》是一部形象生动的历史，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它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有作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到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2)《汉书》
在《史记》的影响下，东汉产生了不少历史散文著作，班固的《汉书》便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①《汉书》具有浓厚的封建正宗思想。班固时，封建神学思想已发展成为当时的统治思想，而班氏父子又是“唯圣人之道然后尽心焉”的史学家，他们自然以维护封建神学思想为己任，将“圣人之道”作为自己著作的指导思想。这样，作者一面承袭《史记》的内容，一面又指责它的“是非颇谬于圣人”，因而篡改《史记》的观点，使《汉书》更加符合于封建正宗思想。《汉书》神化西汉皇权、拥汉为正统的思想，其目的是为论证东汉王朝的正统性和神化东汉皇权服务的。因此，以阴阳五行学说为理论根据的“五德终始说”和王权神授的封建神学说教，便成为《汉书》的主导思想。为了宣扬“天人感应”、灾异祥瑞的封建神学思想，《汉书》首创《五行志》，专门记述五行灾异的神秘学说，还创立《睦西夏侯京翼李传》，专门记载五行家的事迹。
②《汉书》开创了断代为史的编纂体例。班固之所以断代为史，并不是偶然的，而是适应时代的要求。他总结汉武帝到东汉初年，约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著作，加以创造性的发展，其目的是为当时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班固认为，《史记》的通史体例，将西汉一代“编于百王之末，厕于秦项之列”，既不利于宣扬“汉德”，又难以突出汉代的历史地位。这是《汉书》断代为史的根据。于是，《汉书》“包举一代”，断限起自西汉建立，终于新朝的灭亡，为了突出刘邦，就将《高帝纪》置于首篇。这种断代为史的体例，受到后来封建史家的赞誉，并成为历代“正史”编纂的依据。在编纂体例方面，《汉书》继承而又发展《史记》的编纂形式，使纪传体成为一种更加完备的编纂体例。例如，《史记》虽然立了《吕后本纪》，但却用惠帝纪年，《汉书》补立《惠帝纪》，解决《史记》在体例上的混乱;对于年月的记载也比《史记》详细和明确。再者，《汉书》新创立的四种志，对于西汉的政治经济制度和社会文化的记载，比《史记》更加完备，从而提高了《汉书》的史料价值。对于传记的编排，《汉书》基本上按时间先后为序，体例上也比《史记》整齐划一。
③ 资料丰富，保存许多重要的历史文献。现存《汉书》约80万字，卷帙比《史记》繁富。它增载不少重要的诏令，主要集中在帝纪部分。在许多人物传记中，《汉书》又收入大量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方面的奏疏、对策、著述和书信。在《汉书》的10志中，也有类似的重要历史文献的收载，如《食货志》收入晁错的《论贵粟疏》等。《汉书》还增补《史记》对于国内外各民族史的资料。例如，在《史记·匈奴列传》的基础上，《汉书》大量增补汉武帝以后的史实，比较完整地记述了自远古至西汉末年匈奴民族的历史。《汉书》又合并《史记》的南越、东越、朝鲜、西南夷诸传，在补充大量的史实基础上，以合传形式写成较为详细的《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同时，《汉书》改《史记·大宛列传》为《西域传》，记述今新疆境内我国各民族历史，以及中亚和西南亚诸国史。
3. 赋
汉代出现了一种新的文体“赋”。赋的名称始于战国赵人荀卿的《赋篇》，到后代形成了特定的体制。讲究文采、韵节，兼具诗歌和散文的双重性质。接近散文的称“文赋”，接近于骈文的称“骈赋”。
汉赋以铺叙事物见长，继承了《楚辞》一些形式上的特点，更多地采用散文手法，因其篇章宏大，后世称为“大赋”。大赋是对东汉以后抒情为主的“小赋”而言。大赋大都以问答为骨架，铺陈名物、排比词藻、好用古文奇字和双声叠韵词，铺陈多用整齐对称的韵语，叙述多用散文句。枚乘的《七发》是汉赋正式形成的第一篇作品。其他代表作如司马相如《上林赋》、扬雄《长杨赋》、班固《两都赋》、张衡《二京赋》等。
小赋是汉代后期继大赋后出现的新体赋，至六朝而盛行。多为抒情作品，篇幅较小，少用典故。至唐宋，进士考试科目中的律赋亦称小赋。这些赋短小精悍，不再是主客对话的形式，而是作者的直接描写。
(三)魏晋南北朝
魏晋南北朝时期，本期文章多讲求声律，形成马并俪文体，《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不同凡响。
魏晋南北朝的文坛出现了新的格局，并开拓出个性化与美文化的多元发展前景。在各种文体中，辞赋创作的时代特征最为突出，与汉赋的对比也最为鲜明。讲究对偶、声律和藻饰之美成为风气，文章的句式结构逐渐发生变化，其结果是骈文的出现和成熟。赋体受诗的影响，也趋于骈化，有些赋其实就是骈文。北朝文坛虽然整体上受骈化的影响，但仍有别具风格的散体名篇大放异彩，从而构成对唐代文坛发展的多重影响。
辞赋在魏晋时期出现了新局面，其标志是抒情小赋的涌现，从而拓展了辞赋的表现领域与表现风格。沿着东汉以来情理赋发展的方向，魏晋之际的辞赋创作显示出抒情化、小品化的特色。随着感情表现领域的扩大，作者的表现力也在个性化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的加强。与东汉班固、张衡等赋家兼善散体大赋与骚体辞赋不同，这一时期的作家往往集诗人与小赋作者于一身，这也标志着诗赋交相影响的深化。王粲的诗赋为“七子之冠冕”(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其代表作是《登楼赋》。由于主体意识和抒情因素的强化，魏晋时期涌现出一批体物写志的佳作，如曹植写《洛神赋》。
辞赋生机的焕发，还表现在大赋的体式功能得到一定的调动。和魏晋以来，大赋仍有表现严正重大题材的习惯，不过与汉代不同的是，它已不限于国家政治生活之一端(如左思《三都赋》、潘岳《籍田赋》)，更多更重要的是个人生活中的大事，如潘岳《西征赋》以及南北朝时期谢灵运《山居赋》、梁武帝《净业赋》、梁元帝《玄览赋》、颜之推《观我生赋》等。汉大赋多有以“乱”、“诗”、“歌”等形式系之文末的，但一般说来，这类文字的声情之美游离于主体结构之外，而魏晋以后的大赋则倾向于有意识地在主体结构中汲取诗意，不少中长篇作品的命题就取自诗骚或抒情小赋。被刘勰认为是“策勋于鸿规”的潘岳(《文心雕龙·诠赋》)，在这方面颇具匠心，如其《秋兴赋》之于宋玉《九辩》，《闲居赋》之于张衡《归田赋》，《西征赋》之于班彪父女的《北征赋》、《东征赋》都是如此。后世庾信《哀江南赋》题目取自《楚辞·招魂》“魂兮归来哀江南”。杜甫也常以赋题为诗，如其《秋兴》和《北征》，一为联章，一为长篇，这种拓展文体的方法，可以在此找到发源的因素。南北朝时期最杰出的赋家是庾信，代表作《哀江南赋》。
(四)唐宋时期。
中唐韩愈、柳宗元领导了古文运动，“文起八代之衰”。北宋时，欧阳修力倡古文，苏氏父子等人互相应和，古文日渐占领文坛。
唐朝韩愈大力反对浮华的骈俪文，提倡作古文，一时从者甚众，后又得柳宗元大力支持，古文创作业绩大增，影响更大，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文学史上称其为古文运动。以韩柳为首的古文运动的胜利，树立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自由抒写的新文风，大大提高了散文的抒情、叙事、议论、讽刺的艺术功能。
中唐以后，古文运动一度衰落，到了宋代，欧阳修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此后的王安石、曾巩、苏轼、苏洵、苏辙等人都在古__新运动的影响之下取得了各自的成就，后人将他们与唐代韩愈、柳宗元合称为“唐宋八大家”。
北宋的历史文学家司马光编有一部历史巨著《资治通鉴》，它除具有史学价值外，还非常具有文学价值。
南宋散文家在北宋诸位大家影响下，产生了一部分上书言事的政论文，表现了作者鲜明的政治态度，胡铨、陈亮、叶适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家。古文运动的成功，使散文更切合实用，南宋时大量出现的笔记杂文便是一个明证。洪迈的《容斋随笔》、王明清的《挥尘录》是笔记杂文中的佳作，此外，朱熹(1130——1200)的古文长于说理，造诣非浅。
(五)元明清时期。
本期散文基本上继承发展了唐宋古文运动的精神。明代出现了前后七子的复古派，反对复古的唐宋派，主张性灵的公安派，出现了归有光等散文大家，清代影响最大的是桐城派。
明初的宋濂(1310——1381)是“开国文臣之首”，他的一部分传记文很有现实意义，比较著名的作品有《秦士录》、《王冕传》、《李疑传》等。明中叶以后，针对程朱理学、八股文的束缚，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发起“复古运动”，倡导文必秦汉。他们在对扫荡八股文风起到一定积极作用的同时，又走上了盲目摸拟古人的路子。后来的李攀龙、王世贞为代表的“后七子”复古运动，也再一次重复了他们的错误。
归有光等“唐宋派”首先起来反对复古派，进而是万历年间的公安派也加入猛烈抨击拟古主义的队伍。
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时称“三袁”，袁宏道(1568——1610)最为著名。他们认为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因此反对贵古贱今，模拟古人。袁宏道更出于作家的主观要求提出了“性灵说”。公安派的散文创作特点是：冲破传统古文的陈规旧律，自然流露个性，语言不事雕琢。
与公安派存在的同时还有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他们也主张独抒性灵。
公安派与竟陵派革新的直接产物是晚明大量出现的小品散文，这是传统散文的一个发展，张岱(1597——?)是小品散文作者中比较有成就的一位。他的小品散文题材较广，山水名胜、风俗世情、戏曲技艺乃至古董玩具等等都可以入他的文。他的散文语言清新活泼，形象生动，广览简取，《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是他的代表作。
明末清初，晚节不保的侯方域(1618——1654)的散文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代表作有《李姬传》、《马伶传》、《任源邃传》等。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叶最著名的一个流派，主要作家方苞、刘大櫆、姚鼐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因此而得名。方苞(1668——1749)继承归有光的传统，提出“义法”主张，并使之成为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论。桐城派古文作品选材用语只重阐明立意，而不期堆砌材料，因而文章一般简洁自然，但缺乏生气，代表作品有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与桐城派对立存在的是提倡“骈文”的复社作家，汪中(1744——1794)是其中成就最大者。
清初有不少成绩突出的散文家，如王猷定、魏禧。王猷定(1599——约1661)的传奇性散文以小说传奇体打破了传统古文写法，代表作有《李一足传》、《汤琵琶记》、《义虎记》等。魏禧(1624——1680)以人物传记最为突出，代表作是《大铁椎传》。
古代散文学习漫议教案范文三一
散文诗不是散文的诗化或者诗的散文化，而是诗与散文的双重超越。一方面，散文诗没有诗的分行但要表达出诗的情绪节奏和意义跳跃，这使得它必须比诗歌更注重语言的锤炼和句式的架构;另一方面，散文诗没有散文的文体自由性和表达灵活度，因为它时刻受到“诗”的艺术约束，但它又要像散文那样做到随心所欲，自然灵动，形散神聚，这使得它必须想方设法让散文的叙述语式中时刻流溢诗性之美，从而以诗的意象和气息将散漫的话语蓦然照亮。
由此可见，散文诗表面看来很好操作，很易上手，其实是最难写好的。一首优秀的散文诗，往往是鲜明的文体意识、丰富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思想底蕴三者相互拥抱而生成的艺术成果。这也难怪近百年中国散文诗史上，再也没有另一部散文诗作能与鲁迅的《野草》比肩了。
二
散文诗是情与理的有机结合。情是散文诗的血肉，理是散文诗的骨骼。有情无理，散文诗会显得绵软无力;有理无情，散文诗会显得死板生硬。情理相融，散文诗才显得气韵生动，丰满而强健。在此方面，泰戈尔的《飞鸟集》、纪伯伦的《沙与沫》堪称典范。
三
散文诗的语言形态是独特的，它既不是诗歌的那种纯诗化语言，也不是散文的那种散漫型描述语言，而是一种准诗化或者说泛诗化语言。对于一章散文诗来说，如果所用的语言太过诗化，那么可能会因诗意过于绵密而导致与读者对话空间的流失;如若语言太过散漫自由，散文诗的诗意浓度就会显得不够充足，其艺术成色就将大打折扣。
四
散文诗的篇幅宜短不宜长。篇幅过长，情绪就将变得松散，意味也会被稀释，最后很可能被人当作并不合格的散文来看待。篇幅不长，诗人就可以在精心安排的字句中把情感与思想最为有效地表达出来。
在我看来，散文诗的篇幅一般应控制在150到500字之间为宜。
五
散文诗的结构丰富多样，平列式，承接式，递进式，散点式，絮片式，等等。不同的结构选择，依赖于诗人所要处理的情绪的多寡和思想含量的浅深。有时候，一章散文诗可能只有一种结构形式;有时候，一章散文诗会容纳多种结构形式。在散文诗中，单一的结构形式体现着诗人情感的单纯与明了，复杂的结构形式则反射着诗人情绪的繁复和诗歌题旨的多重。
六
必须重视散文诗的“野草”传统。这种传统包含这几方面内容:其一，鲁迅先生的《野草》代表了近百年中国散文诗的最高峰，鲁迅在《野草》中的形式创新、技法使用、语言架构和思想彰显，构成了散文诗最为重要的美学传统，构成了今人从事散文诗创作时重要的习学范本;其二，散文诗虽然是一种“舶来品”，是从外国文学中移植过来的，但它也一直深烙着中国古典文学如晚明小品的传统印记，因此，这种文体也如同“野草”一样有着宽厚而肥沃的传统文化基地;其三，散文诗虽然在文学大家族中身份并不显赫，地位比较卑微，如同“野草”一样，但它自由，灵活，生命力强大，也一如“野草”一样。
七
散文诗和小诗、微型诗一样，本质上都是一种小制作，一种轻文体，尽管它们也不乏四两拨千斤的艺术功效，但总体而言只能算小桥流水，无法拥有洪钟大吕般的振聋发聩之力。散文诗与小诗有时是可以相互改写与转换的，如冰心的小诗:“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改成散文诗为:“生离是朦胧的月日，死别是憔悴的落花”，意义和韵味没有什么变化。泰戈尔的散文诗:“使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美”，可改为小诗:“让生命/如夏花绚烂/让死亡/如秋叶静美”，也不失原有内涵。
八
著名散文诗家柯蓝曾出版了一部非常有影响的散文诗集，名曰《早霞短笛》，诗歌充满生命的感悟和思想的睿智，如这章：“流动的白云定格在湖水的深处，是一种美。把理想的追求定格在行动里，是一种力量。把自己的失痛的煎熬定格在心灵里是一种磨练。把对你的打击定格在微笑里是一种坚强。把失误定格在内疚里，是一种升华。”
事实上，“短笛”不单只是柯蓝散文诗的集子命名，某种程度上也构成了散文诗这种文体的性质与功能的生动隐喻。的确，一首散文诗恰如一只短笛，制作小巧而声音清脆、响亮、悦耳，始终给人带来了悠悠不绝的审美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