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是祭祀坑还是陪葬坑

一般而言，祭祀活动应该是一种长期的行为，分阶段进行的，而不应该是一次性的，因此，三星堆的所谓的8个祭祀坑内的器物的埋藏时间应该有一定的时间跨度，但据三星堆的测年结果说“除5号坑、6号坑年代稍晚，3号、4号、7号、8号坑的埋藏年代一致”，也就说，这些器物是在短期内被埋藏的，这显然与常理不符。

有学者据三星堆人像，辨别出不同青铜人像的身份，如脑后扎辫子的为世俗贵族，用发笄束发的为神职人员，两个集团爆发了内部冲突，器物因此被掩埋。

可以肯定的是这些出土物确实有相当明显的“祭祀属性”，如青铜神坛、铜扭头跪坐人像、青铜大立人、带有祭祀图的牙璋等等，但是这些器物被埋的原因究竟是不是用于祭祀，这其实是另外一回事。

三星堆遗址偶然发现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始于当地农民燕道诚于1929年淘沟时偶然发现的一坑玉石器。1931年春，在广汉县传教的英国传教士董笃宜听到这个消息后，找到当地驻军帮忙宣传保护和调查，还将收集到的玉石器交美国人开办的华西大学博物馆保管。根据董笃宜提供的线索，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葛维汉和助理林名钧于1934年春天组成考古队，由广汉县县长罗雨仓主持，在燕氏发现玉石器的附近进行了为期十天的发掘。发掘收获丰富，根据这些材料，葛维汉整理出《汉州发掘简报》。遗憾的是，三星堆遗址自1934年首次发掘以后，发掘就长期停滞。

三星堆遗址的继续挖掘

20世纪50年代开始，考古工作者又恢复了在三星堆的考古工作。当时还没有认识到三星堆遗址的巨大规模，所以将三星堆遗址北部的月亮湾地点和南部的三星堆地点各自当作一个遗址，分别命名为“横梁子遗址”和“三星堆遗址”。1963年，由冯汉骥领队，四川省博物馆、四川大学历史系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再次发掘了三星堆遗址的月亮湾等地点，展现了三星堆遗址和文化的基本面貌。当时，冯汉骥教授曾认识到，三星堆“一带遗址如此密集，很可能就是古代蜀国的一个中心都邑”。

20世纪八十年代以后，三星堆遗址迎来了大规模连续发掘时期，前后长达20年。1980～1981年的发掘，清理出成片的新石器时代的房址遗迹，出土标本上万件，还发现了具有分期意义的地层迭压关系。这次发掘的发掘报告《广汉三星堆遗址》中指出，三星堆是“一种在四川地区分布较广的、具有鲜明特征的，有别于其它任何考古学文化的一种古文化” ，已经具备了夏鼐提出的命名考古学文化的三个条件，建议命名为“三星堆文化”。1982年和1984年，考古工作者分别在三星堆地点西南和西泉坎地点进行了两次发掘，发现三星堆遗址最晚期的遗存。1986年出土了大量遗物和复杂的地层迭压关系，根据这年的发掘材料，一些考古研究者开始了三星堆遗址分期的尝试。

三星堆文化发掘背景

三星堆文化的命名，是基于1933年至1980、1981年的若干次考古调查和发掘所获资料。自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葛维汉、林名均首次发掘，直到1949年以后才对三星堆一带展开科学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四川大学历史系等于1956年、1958 年、1963年、1964年和1980年5月在这一带进行过考古工作，当时称这一带的古遗址为中兴古遗址(因遗址位于广汉县中兴公社范围)。

三星堆遗址建筑特征

三星堆遗址位于中国四川省广汉市西北的鸭子河南岸，南距四川省省会成都40公里，东距广汉市区7公里，是一座由众多古文化遗存分布点所组成的一个庞大的遗址群。

三星堆遗址群规模巨大，范围广阔，古文化遗存大多分布在鸭子河南岸的马牧河南北两岸的高台地上，遗址群平面呈南宽北窄的不规则梯形，沿河一带东西长5～6千米，南北宽2～3千米，总面积约1200公顷，是四川古代最大最重要的一处古文化遗存。已确定的古文化遗存分布点达30多个，其中以南部的“三星堆”，中部的“月亮湾”、“真武宫”，北部的“西泉坎”，东部的“狮子堰”，西部的“横梁子”，以及向西延续的“仁胜村”、“大堰村”等遗址最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