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年级乡情散文
时间沉淀怀旧的情感，岁月催生发酵的记忆。想故乡、盼故乡的这种纯真情感;忆故乡、念故乡的这种浓郁情结，在记忆深处越来越浓烈。今天学习啦小编就与大家分享：6年级乡情散文，希望对大家的学习有帮助!
6年级乡情散文一：小学的怀念
夫人去游泳馆。我一个人在家很静，于是就翻开莫泊桑《漂亮的朋友》。这位法国19世纪的作家对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描写得颇见功夫。
楼下有人叫门，我有些不耐烦也没有动。我极希望是谁按错了。下面停了一会儿又叫了起来。我起身到房门拿起了通话机。
“谁呀?”
“这是周老师家吗?”
“对呀，您是……”
“我是从岔路河来的，姓孙。”
“孙老师!”我立即按开了门，并把房门也打开了，还准备好了拖鞋。不一会儿，孙老师便上了三楼。他的脸灰蒙蒙的，头发有些零乱，臂弯间还蒯着一个竹筐，上面盖着草屑，我知道那里面装的是鸡蛋。他把沉沉的竹筐递给我说：“我上你这喝酒来了，想你了。”
“必须的。”我放下鸡蛋，连忙请他坐下。
我从心里喜欢真诚、直爽的人，他的那一句话，说得我心里热乎乎的，眼泪好玄没涌出来。在这个几乎完全物质化的世界上，还有什么比利益以外的关注和情感更动人的呢。
我高兴地为他沏了一壶碧螺春，又打开一盒“大中华”。孙老师点上，重重地吸了一口。我们很亲切地聊起来。
孙老师是我一个学校的同事，是从临近的南窑堡学校调过来的。我1975年知青下乡到岔路河公社的一个大队。在一起下乡的知青中，我是惟一带着两个箱子的人，一个箱子是衣物，另一个箱子全是书，这里有文学书，但更多的是中学语文教学参考书——那是当了一辈子语文教师的父亲多年积攒下来的，因为我喜欢文学，父亲便全部慷慨地给我了。不到半个月，就被抽调到学校当了老师，并兼任大队团委副书记。现在想起来可能是跟我当时在公社广播站发表了一首很激情也很革命的长诗有关。那时各大队、小队都有大喇叭，公社那位女播音员很有感情的朗诵声会马上传遍各个山乡。我所在的那个大队学校是小学“戴帽”，六个小学班和两个初中班，十四位老师。知青刚下乡就被调到学校当老师，是让许多人羡慕也刮目相看的事。当时学校除了校长，还有六位是公立老师，开工资，吃红粮本的，其余的七位老师都是民办挣工分的。不过那时的工分都按大队干部的标准，在生产队里是最高的，还能享受每月六元(教初中的八元)的津贴。我到学校是刚刚开始设初中，孙老师教两个初中班的语文，历史、地理和政治。由于中学缺老师，经常是两个初中班挤在一起上课，很不方便。我去后，学校就把语文、历史和一个班的班主任给我了。
我很自豪地在后来的履历表上写到：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当了三年民办教师。
那时孙老师四十来岁，四平师范毕业，以前有过十多年的中学教龄和经验，是这所学校里学历、资历最高的。他穿着朴素却很干净，言谈不俗也很随和。他的教案总是写得很认真，特别是那很娴熟、整齐的小楷，很是让我羡慕。他的美术字是相当的漂亮，大队、学校的大字块，都要请他来写。在学校时，我是经常出板报的，对美术字也有两下子，可对比孙老师，可就逊色的多。孙老师对历史、文学也很感兴趣，对人生也感慨颇多。看得出，他是位颇经沧桑的人。我们很谈得来。
那时的老师家里都有自留地，课余时间，都要起早贪黑地干。孙老师家在三队，到学校要走十多里的路，而我所在的四队，是大队所在地，离学校只有十分多钟的路，时间当然比他宽绰，孙老师家里有事的时候，经常由我来代课。
下班后，老师们经常三三五五地聚到一起喝酒、聊天。那时大队供销社没什么好酒，连白酒都很缺，最好的是蜂王浆酒，四五元一瓶，也是和大队书记在一起喝过几回，再就是散白酒，几毛钱一斤，还有“味佳”酒，有点果酒味，挺上头的，记得是一块多钱一瓶。经常是灌几斤白酒或买几瓶下“味佳”，在学校或到哪个老师的家里。下酒菜也很简单：干豆腐、小葱蘸大酱，煎一盘鸡蛋，好一点的再杀个小鸡，就喝得热热闹闹。老师是农村的一个特殊的阶层。他们是农民，和农民一样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环境，却又有别于农民，有相当的精神和文化生活。他们关心国家大事和政治风云，又有突破落后、僵化和贫穷现实的愿望和感受压抑时所带来的苦闷和探索，往往是在感到无能为力时在酒中得到暂时的自慰和放松。而孙老师就是其中的一位突出者。
那天孙老师家杀猪，约我和几位老师到他家聚会。一桶十斤装的酒，一桌很丰富的菜肴。除了我，老师们都是亲戚套着亲戚，大家坐在热乎乎的火炕上，气氛就很感人。他很高兴，也很尽兴，就喝高了，老师们也都有些醉意。孙老师即兴赋诗：
“弱冠豪情气冲天，斑斓多彩傲尘烟，可怜诗书就酒下，一落穷乡面青山。”
在坐的老师中我最年轻，也考虑自己是惟一的知青身份，就有些拘谨，不苟言笑，酒也不敢多喝。
“晶岐，你差酒了。”孙老师笑着指着我，“爽快些，喝了和我对诗。”一两的杯我干了，孙老师又给我倒上。我红着脸，思绪有些飞扬。大家都知道孙老师是因为家庭出身不好，又有几句不满现实的言论毕业被分配到乡下的，虽然我是下乡知识青年，但在情结上又很难说出和他的遭遇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大家朝我鼓掌，我思忖片刻，也诌了一句：
“良师益友肩比肩，融身山水苦中甜，诗书在胸金难比，我伴青山胜神仙。”大家鼓掌叫好，把酒杯碰个叮当乱响。
“知音，知音!我得和周老师单来一杯。”孙老师把酒又满上，两人一饮而尽。
分手时已经是明月星稀。
我顺着那条弯弯曲曲，依稀可见的乡间小路，脚踩在雪地上，有些踉跄。冬季的乡村，只是很单调的黑白两色，萧条而凄凉。四面的大山，似一堵堵强悍而高大的墙，黑压压地向我们合围，远处山沟里的点点灯光，那么渺小而微弱得不经一阵风吹。我们就像一粒粒尘埃，被荒唐的政治风暴和热情卷起，懵懵懂懂地飘落在这里，孤立无助地等待着命运的裁决。
我的眼里有泪，但没让它掉出来。
我把一切寄托都放在学生身上，我喜欢教师这个行业，更希望在教学中弥补和提高自己。在知青中，我创造了刚下乡就八个月没回家的记录，三年中，有两个春节是在农村过的。这里有我的事业和责任，也和母亲早逝，父亲另娶后母，家庭缺少温暖有关。在学生考公社高中的那段时间，我们的老师和学生就住在学校，连大队书记都来助战。为了这些学生，我甚至推掉了一次回城的机会。每次回家，都用自己积攒的不多的钱，为学生们买书，让他们开阔视野。有这个想法很普遍，哪个当老师的不希望自己的学生上进，有出息呢?这也难怪，当时在农村，一个学生要是能念到高中，那可就是少有的秀才了。毕业后上公社的企业上班，或在大队当干部，最啻的也当个会计。尽管那时农村很贫困，可一旦孩子们考上了高中，家里便全力支持，砸锅卖铁也要给孩子们买辆自行车。学生们肩负着全家甚至几代人的希望。作为老师，我当然要竭尽全力。我们学校初中到公社高中的升学率是全公社乡办学校最高的，三年的优秀教师学校都给了我，许多家长请我们老师吃饭。当时的公社教育办公室关晓砚主任要把我调到公社学校当公立老师(工资42元)，这在当时的教育界是很高的。而我就根本没想过要“扎根农村干革命”，那些把这口号喊得很响的人都是溜得最快的人，我从开始就没相信过他们。我借口要和家长商量也就不了了之。这些，我都写在我早年的小说《山恋》、《青春的光彩》和《大山里飞出读书声》等几篇散文里。
命运还是对我露出了笑容。1978年，我回城到电业局工作，之后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1984年，因为连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被单位调到局长办公室当秘书,紧接着入党、提干乃至现在。我和妻子多年来精心于对孩子的培养，现在女儿已经硕士毕业，在北京一家大公司上班，干得很好。
我的人生得益于文学，得益于自己的人生信条：做好事，不做坏事;得益于有一个纯真、善良、正义和浪漫的情怀。我以为，这是一位作家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心地阴暗、自私和狭隘、琐碎的人，是永远也进不了这个神圣、高雅之殿堂的。虽然我不唯心，更不迷信，但我始终相信恶有恶报，善有善报。我坚信：一个人的境遇和他个人的素质和努力是分不开的。几十年的人生之旅，一路走来，不敢说是春风得意，但也没有过什么闪失。
我始终和学校及孙老师们保持联系。孙老师现在已经退休，几次到市里办事都到我家，有时和其他老师一起来。我们回忆过去，谈论着现在和未来，更多的是谈论文学和人生。令我惊喜和感动的是，他和老师们多年来也关注着我，每逢看到我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或在电视上看到我接受记者专访，他们都打电话来向我祝贺，并给老师们转达、传阅。2005年我出版了两部文学集，第一个想到的就是驱车给百里以外的他们送去两捆。那天，整个大队沸腾了，学校的师生和乡亲们聚集在学校的操场，鼓掌，欢呼，设席，像是接待一位大人物。尽管我认为自己的文学成绩不是很好，但在他们眼里，我可真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了。我知道这是他们给我的回报和鼓励，也是对我在乡下那几年青春岁月的肯定。套句话说：那里有我无悔的青春。几乎每年我都回去看望他们，还有那所座落在大山脚下的学校。不忙时还在那里住两天，学校甚至还请我给现在的学生上一堂课。站在讲台上，面对那一双双淳朴、真诚和求知的眼睛，我真的十分激动，也十分的满足和幸福。现在农村的条件好多了，经济条件，居住环境，人的精神面貌都是焕然一新，让人刮目相看。我一到，竟成了许多人争抢着招待的“香饽饽”。许多老师和我教过的学生也来市里看我，有的学生比我小不了几岁，他们有的还在市里上了班或自己搞经营，干得都很好。连续三年的教师节，都有我的学生给张罗，甚至还慷慨地说：周老师，吉林市要去哪个地方你定。我很满足地笑了，也很为自己的学生骄傲。和自己的学生在一起，我就高兴，就觉得自己年轻。他们来时经常给我带来土特产，小鸡、鱼、大米、豆油、笨鸡蛋什么的，特别是临近春节。虽然我不缺，也一再说让他们别拿这些，但他们来时还是这样，叫我不好拒绝。我当然要竭力地尽好自己的地主之益，他们到市里办事，我都尽力帮忙，尽可能地提供方便。有时间还陪同他们游游松花湖、北山、北大湖、龙潭山什么的。我珍惜和留恋这份真挚、淳朴、浓厚的感情，它能激发起我写作的冲动，细细品位和享受那一段充满诗意般美好的乡情。那里是我丰厚的文学储藏。
就想：等退休了，在那里选一个靠山面水，景色优美的地方买处房，自己种菜，种粮，种花，还要养一只爱犬，伴结发老妻和三五知己，寄情青山绿水，接天聪地气，作得意文章，岂不快哉!
妻子回来了，她给我们续了茶，一头扎进了厨房。
酒未动，心已醉矣。
6年级乡情散文二
时间沉淀怀旧的情感，岁月催生发酵的记忆。想故乡、盼故乡的这种纯真情感;忆故乡、念故乡的这种浓郁情结，在记忆深处越来越浓烈。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接到那张薄薄的，重重的、预示着改变命运的录取通知书，尽管喜出望外，但没有特别的激动。离开小山村时，心里既有对山村、对乡亲特别是对亲人的眷念，又充满着跳出农门，对城市，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期待。从那时起，我才真正懂得了故乡对我生命的重要，才懂得乡村是那么难以割舍，只能悄悄将对家乡的留恋，对亲人的惦记深埋心底。
关于故乡的记忆，更多形成于学生时代，在城市读书的那几年时光中，每年的寒、署假，我都要回村帮助家人干活，习惯了栽秧搭谷、锄地播种、肩扛桃抬的农村艰苦生活。也是在那样的环境中，能感受茫茫田野一年四季的轮回变化，体验满山杜鹃花开花落的循环往返。参加工作不久，随着父亲落实政策返城工作，举家迁离了那个生活多年的小山村。
但故乡那绵绵不断、青翠碧绿的群山，那日夜欢歌、奔流不息的小河，那弯曲绵延的小路，亲切秀丽的村庄，时常召唤着异乡的游子。那正月满天飘飞的端雪，三月满山飘香的桃花，四月遍地金黄的油菜花;八月田野醉人的稻香，九月田埂红遍的高粱，十月乡亲忙着颗粒照仓的情景，无时不在撞击思乡的心房。
随着新农村建设的推进，乡村那破旧低矮的土墙房早已变成了青砖水泥瓦房，乡亲们的住房宽敞明亮多了。故乡已新修了水泥路，小车可直接开到村前，回到村里，与乡亲们叙叙乡情、品品乡味、听听乡音、如饮一杯浓酒，如掬一股清泉，如沐一缕春风。
细心地寻找那些淡忘了的记忆痕迹，这儿有曾经放牛的山坡，打过猪草的田埂，还有戏水摸鱼的小河;那儿是曾经拣拾蘑菇的松林，捉过迷藏的竹林，还有上学走过的小路……童年、少年、青春时光，乡音、乡情、乡味，都已成了我生命的组成部分。
对逝去的过去充满怀念，小时候的感觉已不再，满院子的邻居，满屋的老少，满村的人们，已成为梦境。离开时在村头的驻足回望，那乡村情结仍是那样铭心刻骨。
6年级乡情散文三
这是让我情感触动的一次尘行，这是让我心灵重新获得洗礼的一次经历，这是让我感受人间温暖的一次遭遇。而这些，来自于我衣胞的故乡阿倮那村，来自于生活在这个普通的哈尼山寨的父老乡亲们。离开故乡还不到十年，但这种情感，仿佛一股陌生的风暴，深深地振奋着我的心，震撼着我的情。
因为后母突然生病住院，这个新年的第一天，我和在外的兄妹们相约，一起风尘仆仆地从异乡赶回老家。像兄妹们往常回到老家时一样，这天家里依然是亲友相聚，一派热闹，只是少了往日的喜气，这热闹的表象，掩盖不住隐隐飘浮的愁绪。今天不能像以往一样，一场酒喝到深夜，不喝倒几个弟兄不罢休。晚餐早早收场，几兄妹又齐齐返回到医院，守候在后母的病榻前。
病房里的其它那张床空着。都是家里人，男人们站的站，坐的坐，聊着天;女人们围在床两边，给后母按摩手脚和身子。
一会儿，随着一阵嘈杂的讲话声，病房里一下涌进八九个人来，本来还算可以的双人病房，突然显得拥挤不堪。来的人都是村里的妇女，我都还认识，有近亲的，有远亲的，更多的是些没什么沾亲带故的，平时相互间也不见得有什么往来。为了给来人让出位置，我们几个弟兄退出房间，来到外面的走廊上。
我们倚着墙壁，有一句没一句地继续聊着。医院的过道上，人来人往，人声喧哗。我仔细看了一下，除了出出进进忙碌的护士，其他的人员很少，都是些我们村子里的人。有人向我们点头问好，说回来啦!我们客气地回答着，相互间接着聊几句与后母相关的病情，又匆匆道别。因为病房里在不下，有人匆匆来去，有人出来跟我们又聊上一阵，人员更替很快。我跟家人开玩笑，说阿倮那村人来这里开会了。一旁的堂弟说，这几天都是这样，走了一批，又来一批。有夫妻一起来的，有姊妹一起来的，有母女一起来的，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人来探望过了。
从下午七点钟夜幕降临，陆陆续续开始来人，到九点钟，人们三五成群，从未断过。一晚上，我们家人在走廊上忙着向来去的村里人打招呼、道谢。医院狭窄而暗淡的长长走道上，一直晃动着往来的人影。
故乡阿倮那村就在县城里，典型的城中村，到县人民医院满打满就大约十分钟的时间，探望一个病人其实也很方便。但是，我知道，这不是方便不方便的问题。
因为来探望后母的人太多，从人情到人气，和后母同室的其她那位老太太受不了，向医院提出后临时换病房离开了这个房间。为此，我们心里感觉过意不去。而最主要的是，后母的主治医生也大有意见。但他也清楚地方上的这种人情，虽然医院有自己的规定，可都是熟人，都是这个风气，不好阻止，也阻止不了。而他又担心自己的病人受不了，更主要的是怕影响病人的康复，就委托家人熟悉的医院领导亲自出面，说他的病人没时间休息，对康复十分不利，叫家人与村里的人们打招呼，分批分期分时间有计划地前来探视。我们很真诚地答应了医生的劝告，但实际上又能如何?都是村子里乡里乡亲的，都带着自己一颗火热的心来，你能把谁堵在门外?再说，农村人才不管你什么这规矩那规定的，现在是住院，如果没住院在家里，还不是说来就来，管你什么时段。有能力的，送点补品，或者给一个百把块钱;能力小的，递上个二、三十元钱。不求多少，图个热情，图个心意，图个关爱。一个人助一口气，热热闹闹才有人气，病才会好得快嘛。又再说，白天大家都忙自己的活计，大伙都只能抽晚饭后睡觉前的这段时间前来探视，哪有工夫迁就你医院的探视时间啊。
2003年的春天，在我离开边地绿春到红河北岸的城市生活前，我都一直住在自己衣胞的村庄阿倮那寨子里。我很熟悉村子里那种“一人有难众人帮”、“一家有事百家忙”的纯朴民风，但凡村里某人家有什么大事，譬如嫁女娶媳，譬如造房起屋什么的等等，不要说亲戚朋友、隔壁邻居，村里的人都会来帮忙的。平时，我在外地打电话回家，如果打座机，经常会找不到父亲的;打手机，不是听到他和后母在某人家谈事，或者吃饭什么的，就是听到父亲说村里的某某生病了，他们去看望。帮来帮去，实际上也是在帮自己。
这次，我家就成了被探视、被看望、被帮助的人家。
这次爬山越岭回绿春老家，我们付出的，只是为人之儿女的一点小小的孝心，而获得的，却是沉甸甸的故园情，暖烘烘的家乡爱，让我在人生的尘途中，重新感受到什么是故乡，什么是乡情，什么是生命的感动!遥远的山村，平凡的生活，普通的村民，这些在我的命运里无可磨去的印记，以鲜活的事例，结结实实地重新给我上了一堂人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