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富论读书笔记

　　国富论读书笔记(一)

　　国人对《国富论》并不陌生，但多将它看作有二百多年历史的经济学说而束之高阁，除了高校经管类学生被导师要求阅读之外，普罗大众看过这本书的估计不多。

　　《国富论》全书共分五篇，囊括了政治经济学原理、经济史、经济学说史和财政学，可以说既是一部经济学的百科全书，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奠基之作。虽然它体系庞大，内容广泛，但首尾一贯，结构严密。全书始终围绕的一个主题，就是如何促进国民财富的增长。

　　财富的源泉是什么?斯密在序言中开门见山地说：“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既然“劳动是财富之父”，那么，要增加财富，就得提高劳动效率，或者是增加劳动数量。

　　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很详细的论述了分工的重要性。不管是对生产效率的提高还是管理的时效性或者生产设备的创新方面都有着很重要的作用。

　　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不仅如此，分工还有一个妙处，就是它能为发明和改进机械提供契机。最初的蒸汽机比较笨，活塞的升降，需要一个儿童来开启和关闭汽锅。有一次，有一个按活塞的小孩，因为干得久了，就 “懒”中生智，把开闭汽锅的舌门把手，用一条绳索系在机器的另一端，让舌门随机器的运动而自动开闭。这个笑话，成了蒸汽机改良史上的一大趣谈。再观现代工厂的生产不就用事实证明了分工理论的重要性。汽车生产厂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福特先生因为改变传统的汽车生产车间生产模式为流水线生产，从而大大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而在竞争中击败对手而占据汽车市场的半壁江山。而流水线作业不正是分工理论在生活中的应用吗?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 “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国富论》篇章众多，除了上面浓墨重彩的价值理论外，斯密还谈到了货币、分配、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社会再生产以及自由贸易等学说。这些都有深远的影响，但其中对世人影响最大的，莫过于他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18世纪，西欧的孟德维尔写过一则寓言，讲述的是一群蜜蜂由盛及衰的故事。开始，蜜蜂自私自利，爱慕虚荣，追逐荣华富贵，这时，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人人安居乐业。但是，当蜜蜂变得善良节俭，放弃了奢侈挥霍的生活时，经济却反而一片萧条，民生凋敝。最后有敌来犯时，无力抵挡，只好逃之夭夭。这则寓言，在当时被视作妖言惑众的异端邪说。但一位意大利哲学家却说得好：“谁要想发现真理，最好是成为异端。”在斯密的《国富论》中，孟德维尔的“异端邪说”，贯穿始终，成为构造其理论大厦的一根支柱。斯密娓娓道来：人的本性中最重要的是利己主义，人的大部分行为都是受“利己心”支配，社会利益往往被抛在脑后。但是，不期而然的是，这种行为的结果，不但利己，而且比一个人殚精竭虑、刻意追求公众利益时，更有利于社会。斯密把这种机制，称作“看不见的手”。因此，斯密主张完全的自由竞争，认为与其让政府干预经济，还不如听任市场调节来得有效。政府的职能，只是保家卫国，抵御外侮;建立严明的司法机构;适当兴办公共工程和公众事业，其他，则尽可无为而治之。斯密一生性情平淡，可他对任何来自制度上的垄断，都深恶痛绝。他极力主张清除关税壁垒，实行贸易自由，撤消行会制度和专卖公司。

　　“在将近一百年后，斯密依然是经济思想史上的巨人。”《大英百科全书》如是说。的确，《国富论》从面世到现在，已经两百多年了，但是，岁月未能将它尘封，它的光亮依然一如从前，熠熠生辉。比如，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西方国家陷入“滞胀”，凯恩斯主义者对此一筹莫展。不少经济学家就转而求助于斯密的经济学，梦想回到自由竞争的“黄金时代”，希望在“看不见的手”的指引下，重整旗鼓，再创辉煌。今天的经济学理论大厦，经过二百多年的精心构建，已经巍峨耸立，金碧辉煌，但如果没有斯密的《国富论》奠基，那也不过是一座美丽的空中楼阁。作为“经济学之父”，斯密对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大，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甚至有人做过这样的评论：“两百年来经济学家所作的工作，都不过是在为斯密的理论打打补丁，抹抹油而已”。

　　国富论读书笔记(二)

　　忙里偷闲拜读了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觉得很受启发，它给我带来了深刻的感受，并明白了什么样的书才能称得上划时代的巨作，什么样的人才配得上“经济学始祖”的称号。《国富论》的首次出版标志着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诞生，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方面，《国富论》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亚当·斯密反对政府干涉商业和商业事务、赞成低关税和自由贸易的观点在整个十九世纪对政府政策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亚当斯密于1768年开始着手著述《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此书共分为五篇，总计三十二个章节，分别讨论了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政治经济学体系和君主或国家的收入等几个方面的问题。全书基本涵盖了古典经济学派所讨论的所有问题，并对各个问题进行了最基本的理论阐述，对后世经济学家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书中，斯密首先阐述了他的劳动价值论。他认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节生活必需品的源泉。构成这种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或是本国劳动的直接产物，或是用这类产物从外国购进的物品。而劳动的生产率要受下述两种情况的支配：第一，一般地说，这一国国民运用劳动，是怎样熟练，怎样技巧，怎样有判断力;第二，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和不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是什么比例。不论一国土壤、气候和面积是怎样，它的国民每年供给的好坏，必然取决于这两种情况。

　　紧接着又论述道，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他认为分工有以下的好处：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劳动置换的时间减少;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当论及分工产生的原因时，斯密认为劳动或者说职业的差异并不是分工产生的原因，而是分工所带来的结果。分工起因于交换的能力，分工的程度，因此总是受交换能力大小的限制，换言之，要受市场广狭的限制。市场要是过小，那就不能鼓励人们终生专务一业。因为在这种状态下，他们不能用自己消费不了的自己劳动生产的剩余部分，随意换得自己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他举了一个制针的例子。一枚小小的针的制作，竟然需要十八道工序。如果让一个人从头做到尾，一天恐怕连一枚也完成不了。但是，如果分工协作，每人负责一、二道工序，一人一天却可以做4800枚。分工何来如此神力?其实，道理很简单，分工可以使劳动专业化，可以提高劳动的熟练程度。

　　至于交换产生的原因，斯密认为，主要源于人们的利己心，希望把自己不用的物品去换取别人的，对自己有用的物品。既然有了交换，那么就必须有交换的媒介。这时斯密介绍了各种交换媒介，如牲畜、贝壳、烟草、鞣皮等，当然还有贵金属。那么这些媒介与交换物之间的交换价值比例是如何确定的呢?斯密把这个问题分成三点进行阐述：第一，什么是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即构成一切商品真实价格的，究竟是什么;第二，构成真实价格的各部分，究竟是什么;第三，什么情况使上述价格的某些部分或全部，有时高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有时又低于其自然价格或普通价格?换言之，使商品市场价格或实际价格，有时不能与其自然价格恰相一致的原因何在?

　　斯密认为，交换是人与生俱来的倾向，欲将取之，必先予之，由于交换而产生了分工。那么，商品的交换价值如何确定呢?斯密明确地指出：“劳动是衡量一切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这就等于说，商品的价值取决于劳动。但是斯密同时声称，这个理论只适应人类社会的野蛮时代。一旦资本积累起来，投入到企业，或是土地变为私有，情况就要另当别论了。因为此时的劳动产品，不再全部归劳动者所有，其中一部分作为利润和地租，被雇主和地主收入囊中。由此，斯密又得出了一条结论：在资本积累和土地私有发生之后，决定商品价值的就不光是劳动了，利润和地租也得算上一份。这样一来，工资、利润和地租，就不仅是一切收入的来源，而且还是“一切交换价值的三个根本源泉。”如此，斯密就不知不觉地由劳动价值论，转到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上去了。马克思把三种收入决定价值的理论，叫做的“斯密的教条”，后来的西方经济学的不少理论，如生产费用论、节欲论等，都可以从它那里找到思想源头。斯密揭开了商品价值的神秘面纱，的确功不可没，但另一方面，在价值问题上他又含糊其辞，举棋不定，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模棱两可的答案。后来的经济学家各取所需，斯密的哪一种解释对他们的胃口，便采纳哪一种。甚至连那些势不两立的学派，也能同时从斯密那儿，找到本派发端的痕迹。

　　亚当·斯密认为，每一个人行为的动机，主要是在于利己，求得自己的利益。利己心是人类一切经济行为的推动力。他还认为利己心这并不是值得反对或摒弃的;他相信，个人自私可以有助于整个社会的福利。

　　国富论读书笔记(三)

　　人总是有种惰性，能躺着决不坐着，能坐着绝不站着;读书也是这样，能看视频的懒得看书，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不看《三国演义》不看《三国志》，而愿意听易中天来说三国，易中天还算一个不错的学者，但于丹亵渎了《论语》还不够，还要去玷污《庄子》，实在是让我想抓狂。这可能都是因为现代人的惰性吧，宁愿吃别人嚼过吐出来的东西，而不愿意自己去亲自品尝吧。

　　身边也有不少朋友爱读书，但总是只看一些畅销书，对于一些经典，总是躲开绕开，其实我自己也经常这样，以为自己看了不少书，但有重量的，够分量的实在有限。即使看了，但总是乱乱的收获不大。这就太可惜了，如同春天播种了，夏天施肥了，惊叹着秋天灿烂的麦浪，而忘了去收割。虽说以前也写过一些书评，但都只限于粗略的感想，而没有消化性的分析。所以，这种习惯必须改掉，得养成写读书笔记的习惯。那就从经济学的开山祖师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开始吧。

　　今晚(09年3月13日)，终于把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看完了，翻到最后几页时，还隐隐然依依不舍。这本书我看了挺长时间，断断续续的快两个月了，看的挺细，一想到斯密几乎花了30年时间的积累，整整写了8年，我这么快就看完，实在过于仓促。真所谓，看书难，写书更难。这本书值得我，值得每一个经济学人每年都看一遍，找到来时的路。

　　我看的这个版本可以说是国内最好的版本了，商务印书馆出的，译者是郭大力和王亚南，总计约60万字。分上下两册，上册是72年一版一印，是我去年8月在南岭书市时买的，好像是花了5元钱吧，实在是太值了;下册是从图书馆借的，74年一版一印。

　　没能找到英文版，但从中文版看来，可以说全书字字珠玑，实在达到了字不得减的境界，这可能与译者也有关吧，这本书早在1931年就由郭王二人翻译过了，65年又加以修订，所以非常好，郭王两人也是中国经济学界的前辈，现在厦门大学的WISE指的就是王亚南经济研究院。此乃题外话了。英文版日后一定要想法弄到，某新版本的译者在序言中说，他实在是太惊叹斯密的文笔了，所以我的好好学学，说不定还是我英文写作的典范。

　　也许本就是怀着崇敬的心态去看的，也许如钱钟书说的信而好古，我们思慕古代不一定是尊敬祖先，也许只是喜欢小孩子，并非为敬老，也许是卖老。没有老头子肯承认自己是衰朽顽固的，所以我们也相信现代一切，在价值上、品格上都比了古代进步。后来看到哈耶克[1]在《自由宪章》中这样的一段话才觉得道出实情，我们在看古人的作品时，总是感到英雄所见略同，其实使这些略同的观念早就从古人以来已渐渐成为人们的常识。这本书也让我不断的惊叹，难怪连一向在经济学界以个性著称的弗里德曼都在斯密的坟前喃喃自语，我们一直没能走出先生的思想范畴，却时不时的走错方向。

　　在阅读时，我脑海中不断翻腾的经济学概念几乎一一的都能从这找到出处，虽没有后人的修饰，精确，但基本思想是一样的。但也许这还不是最终的来源，也许压根就没有来源，真理具有朴素性，一旦说出来，人人似乎觉得无需证明。斯密将西方几千年的经济学思想做了一次梳理的功劳还是无人能及的，如同牛顿的《自然哲学原理》，所谓集大成者就是这样。希望自己将来有机会能到英国去，能到斯密的坟前拜祭一番，表达我无比的敬意。

　　客套的话就不多说了，说内容吧，这本书分为序论和正文五篇：

　　第一篇主要讲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包括分工的研究，货币的起源及效用，商品价格的组成，劳动工资，资本利润等这基本囊括了现代微观经济学的基本方面。由于1776年之际，农业占国民财富的主要部分，所以第十一章论地租占了非常大的篇幅。

　　现代经济学的一个大派可能就是这里的一章节，比如杨小凯[2]的超边际分析学派，基本思想就是多第一章论分工的细化研究，杨小凯非常看重分工，斯密也很看重分工，认为分工是生产力增进的原因。而且指出分工受市场规模的****，也就是市场越大，分工越细。市场的本质在于交换，用后来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的术语来说，就是交换能够发挥比较优势，从而能够达到互利。(说到这，我要感谢一些李嘉图，感谢一下曼昆，就是因为这个比较优势的感念，才让我彻底决定转向经济学，因为它解决了困扰我的一个问题共产主义的可能性，有了这个比较优势，我就找到了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武器了，此乃后话，以后详述)。

　　看完这章，我联系中国的情况，产生一个想法：60年代初大饥荒，所谓的自然灾害，之所以为造成那么严重的后果，其实最大的祸首就是对于市场的破坏，对市场的割裂，这当然只是我的猜测，我还需要数据来验证，这就留待研究生时再研究吧。但这话题可能有点敏感，有点危险。关于市场的割裂，其实在明朝也是非常严重的，明初，朱元璋称帝后，他非常害怕像他一样的农民来反他，于是在各地都派有驻兵，他想了一个贻害无穷的招数各地驻军的供养由附近的人民供养。这表面上看来能够减轻人民的负担，但由于失去了牵制驻军的力量，所以给人民带来了莫大的苦难，更严重的是阻碍的市场的发展，使中国从此进入了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根据剑桥大学李约瑟博士的《中国科学科技史》的数据表明，宋朝末年，也就是清明上河图画的那个时代，当时中国的经济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巅峰，人均产值也是后代的元明清所没能超越的。民间传说，朱元璋仇视商人，杀了鼎力资助过他的沈万三。有点研究，但我坚信，市场的扩大会促进分工的细化，分工的细化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关于地租这一块，由于大陆受马克思的毒害实在是太深，有必要重新构建地租学说，特别是中国现在已开始恢复农村土地自由流转。不然将来意识形态将会是一个莫大的阻力。

　　第二篇论资财的性质及其蓄积和用途

　　这一篇讨论了资本，对资本进行了分类，后来的李嘉图，以及马克思继承他的分类方法。对资本不是我感兴趣的，其中我尤其对于利息感兴趣，似乎所有的文明都对这样

　　下册明天就要完了，先写完下册吧：

　　下册比上册更有意思，更好看更好懂些。主要侧重于现在的制度经济学，或者说公共经济学的，其中系统的讨论了政府的各种职能，驳斥了当时流行的，现在仍然存在很多人的脑中的重商主义的观点。重商主义认为，黄金白银是一个国家财富的象征，所以国家应该尽量的积累黄金白银，这样自然而然的会产生贸易保护主义，鼓励出口，压制进口。

　　这一点，不知道何时也不知不觉的成为渗透中国人血液的观点。也许源头可以从历史书上找到，近代史上我们会看到出超入超这样两个概念，无论是历史书，还是老师似乎都隐隐约约向我们灌输这样的一个观点：出超比入超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中国改革开放30年，会这么的热衷于创汇，以至于现在都有不知道该怎么花的钱。这是好吗?一点都不好，隐患无穷，我真担心中国会成为这次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大概花两年时间就能走出危机，而我们中国也许至少的花三年，我甚至有时悲观的认为，中国走不出去。当然也许是我自己情绪低落时的悲观判断吧，因为一个人都世界的判断往往不是在于这个世界客观是怎样，而是在于这个人对自己的信心。因为我忽略了中国人不可思议的忍耐力，不可思议的惰性，经济学上可以称为粘性。

　　今年是个敏感的年份，我也得小心自己的言论，说不定那天就被人叫去喝茶，当然我写的东西，看的人还是很有限的，可能除了我自己之外，不知道还会有谁，不管哪，那就自己玩吧，象兰晓龙说的我从来就在和自己玩。还是回到斯密吧，第七章论殖民地尤其精彩，说说当时的背景吧，作者写到这时大概是1775年，要知道1776年就是美国发表《独立宣言》的时候，当时几乎所有的英国人都是以为，北美的那帮人肯定是数典忘祖，居然干预反叛自己的国家。但斯密居然能够站在一个很客观的角度分析这个新新政府产生的原因，以及发展的趋势，对这个政府更多的是持宽容的态度，这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有时候不能不让人感慨，这世界有太多的巧合，1776年《国富论》的发表和《独立宣言》的发表无疑也是一个巧合，更巧合的是，《国富论》几乎是这个新兴国家的治国纲领，更准确的说是后面《美国宪法》形成的思想基础。从而也决定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可谓人类伟大的杰作。

　　第五篇论君主或国家的收入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对司法和教育的论述尤其精彩，提出了法庭也应该想商店一样引入竞争机制，而不能以地域来进行垄断。这样如果各法庭就会迫于生存压力而会做出相对公正的判断，如同我们的宋朝时包青天那样，就因为大家觉得包拯的断案具有相对的公正。这对中国当下的司法尤其具有参考性，我们中国现在已经出现很多的人民有冤无处诉的情况，这就是为什么每年都有那么多人要上访的缘故，人民已经很没有安全感了，前一段时间发生的什么躲猫猫，唯有叹息。

　　关于教育，我实在也有太多的想说的，教育从来就是一个国家的公共支出的部分，而我们居然能够想出教育产业化来，实在是用卑鄙下流来形容也是不为过的。我们的教育支出从来就没有超过国家岁入的3%，2007年占2.09798%，2008年占2.607%，教育法都规定了至少4%，而世界平均水平是6%，台湾达到9%12%，可见我们口口声声喊着再苦不能苦孩子，再穷不能穷教育，可政府实在是太太太很多人觉得我们的教育改革开放后发展很快，尤其是高等教育，由原来的入学率3%提高到20%，而实际情况是怎么样呢。近30年来，我们的大学数量不但没有增多，反而不断的减少，我们不过是将原来的中专提升为大专，将学院变为大学，高中以上的学校数量反而可能没有增加。这就如同说在鱼缸不断减少的情况下，不断的往鱼缸放入更多的鱼苗。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大学动不动就是好几万人，比人家一个国家的人可能还有多，一个国家大了可能不是坏事，但一个学校大了，绝对不是好事。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详加论述吧，这里面牵涉到独立办学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结社自由，中国的大学是不能走上独立的，也就是没有出路的。这个问题日后必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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