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语文小常识
关于语文小常识：汉字为什么要简化
所以汉字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两种势力在相互斗争的：从便于区别字义看，汉字需要繁华，结构复杂些，笔画多些，这样多一些区别特征;从有利用人们日常学习使用看，汉字需要简化，笔画结构简单一些为好。在这两种势力的斗争中，简化取得了最后胜利，因为人们创造汉字是为了使用，当然必须顺应民心，适当简化，于是汉字在发展过程中就产生了简化字，简化，是文字发展的必然，简化字，是汉字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今天不简，明天一定要简，这只是个时间早晚的问题。我们今天简化汉字，不过是顺应汉字历史发展的要求，把民间流行的简体字搜集起来加以整理而已，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方便人们大众使用汉字。当然，文字是具有社会性的，因此我们使用汉字，必须注意规范，个人不能随意简化，而要由政府主管部门统一管理。
关于语文小常识：中国人易误解的文学常识
“丰碑”自古不是碑
碑本来指的是没有文字的竖石或桩，其主要作用有三：一是立于宫庙前以观日影、辨时刻。《仪礼·聘礼》曾说：“上当碑南陈”，郑玄的注释就是：“宫必有碑，所以识日影，引阴阳也”。二是竖于宫庙大门内拴牲口。三是古代用以引棺木入墓穴。最早的碑上有圆孔，施轳辘以绳被其上，引以入棺也，亦即下棺的工具(和现在工地上上楼板所用的叼板机的工作原理很相似)。古时往往用大木来引棺入墓，这大木的特定称呼就是“丰碑”。秦代以前的碑都是木制的，汉代以后才改用石头。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用丰碑来牵引自己的棺材，《周礼》有云：“公室视丰碑，三家视桓楹。”所谓“公室视丰碑”，就是公室成员死后，要用以大木立于墓圹的四周，上设辘轳，用以下棺于圹。该规格本来为天子之制，后来诸侯也僭用之。即使到了春秋战国时代，对于丰碑的使用范围仍然有着严格的限制。季康子的母亲去世之后，公输般劝说季康子用丰碑来下棺，结果就遭到了别人的一番挖苦(事见《周礼·檀弓》)。
显然，所谓的丰碑在当时的语境之下，就是一种特殊的葬礼规格。先是只有天子才可使用，后来发展到公室成员，再往后发展到诸侯亦可用。后人沿袭了此种习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普通百姓也学着用起了“丰碑”，他们在自己亲人的坟前立起了石头。只是他们忘了原来的碑是下葬的工具，忘记了碑最原始的功能。所以，后来有人开始在光秃秃的石头上开始刻字记录父辈的功绩，这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墓碑。从某种意义上说，武则天的无字碑倒是歪打正着，有点符合古礼的要求。除此之外，其他人就显得有些东施效颦了。
“劳燕”最惯是“分飞”
第一次见到“劳燕”这个词是多年之前，那时，高考在即的我们是如此惴惴不安而又忧郁感伤。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每一个少年心里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情绪。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有一天，教室的黑板突兀出现的“劳燕纷飞”四个字一下子就深深打动了我。该毕业了，我们这群“辛劳的燕子”将被高考惊起，纷纷飞去，落下一地羽毛。
后来我飞到了一所大学的中文系，当读到“东飞伯劳西飞燕，黄姑织女时相见”的诗句时，我才知道了自己从前的误读。
原来，“劳燕”代指伯劳和燕子两种鸟类，“劳”是伯劳的简称，和“辛劳”无关。“劳”和“燕”分别朝不同的方向飞去，因此，它们的姿势是“分飞”而不是“纷飞”。
伯劳俗称胡不拉，是食虫鸟类。大都栖息在丘陵开阔的林地，为我国较为常见的鸟类。因为较常见，所以也就被写进了诗里。和伯劳一起走进诗里还有燕子。譬如王实甫的《西厢记》中就有这样的句子：“他曲未通，我意已通，分明伯劳飞燕各西东。”
当伯劳遇见了燕子，二者就相互完成了身份的指认，共同构成了全新的意思，在传统诗歌的天空下，伯劳匆匆东去，燕子急急西飞，瞬息的相遇无法改变飞行的姿态，因此，相遇总是太晚，离别总是太疾。东飞的伯劳和西飞的燕子，合在一起构成了感伤的分离，成为了不再聚首的象征。
因此，“分飞”是“劳燕”最常见的姿态，天空没有留下劳燕的影子但“劳”和“燕”曾经飞过，曾经朝着不同的方向飞过。
“五毒”原来是良药
“五毒俱全”，这是一个所有中国人都会用的词。一个人如果称得上“五毒俱全”，那么此人就堪称“死有余辜”。但是，“五毒”到底是什么，却一直存在很大争议，堪称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吃、喝、嫖、赌、抽”，有人认为是“坑、蒙、拐、骗、偷”，有人认为是“蛇、蝎、蜈蚣、壁虎、蟾蜍”。而真正意义上的“五毒”却和这些没有任何关系。
真正意义上的“五毒”是指五种主治外伤的五种药性猛烈之药。《周礼·天官》说：“凡疗伤，以五毒攻之。”这里的“五毒”就是石胆、丹沙、雄黄、礐石、慈石。在这五种药材中，石胆主金创、诸邪毒气，丹沙主身体五脏百病，雄黄主鼠瘘，慈石主周痹风湿。一般认为，所谓的“五毒”并不是每种药材都有剧毒，譬如丹沙、慈石并无太大毒性，但是五种药材通过加工之后合成，其药性就极其酷烈。具体的作法是：将这五种药材放置在坩埚之中，连续加热三天三夜，之后产生的粉末，即是五毒的成药。此药涂抹患处，据说有相当的疗效。很显然，“五毒”之名虽然张牙舞爪，面目狰狞，但却有救人性命的效能。说是五毒，却可以毒攻毒，最后却成了五味良药。
“倒”的只能是“楣”
“倒楣”当然不是好事，但更令人尴尬的是，很多人误把“倒楣”作“倒霉”。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误用，其原因就在于不知道“倒楣”一词的真正来历。
“倒楣”一词出现的历史并不太长。据考证，该词大约出现在明朝后期。明朝因袭自隋唐以来的科举取士制度，科举成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的唯一门路。因此，科场之内的竞争也就越来越激烈。虽然明朝有相对完善的监考制度，但照样无法阻止甚嚣尘上的作弊之风。一般的读书人要想在科考中有所斩获就显得甚为不易。为了求个吉利，在临考之前，有考生的家庭一般都会在自家门前竖起一根旗杆，以此为考生打气壮行，时人称这根旗杆为“楣”。
依据当时的惯例，揭榜之时，谁家的学子榜上有名，原来自家门前的旗杆可以照竖不误，如果不幸失利，该考生的家人往往就会把自家的旗杆放倒撤去，叫做“倒楣”。后来，这个词被愈来愈多的人用于口语和书面，直到现在。在运用这个词语过程中，人们常把这两个字写作“倒眉”或“倒霉”，这当然是由于不懂得它的来源的缘故。
“衣冠禽兽”原是褒义
“衣冠禽兽”一语来源于明代官员的服饰。据史料记载，明朝规定，文官官服绣禽，武官官服绘兽。品级不同，所绣的禽和兽也不同，具体的规定是：文官一品绣仙鹤，二品绣锦鸡，三品绣孔雀，四品绣云雁，五品绣白鹇，六品绣鹭鸳，七品绣鸳鸯，八品绣黄鹂，九品绣鹌鹑。
武官一品、二品绘狮子，三品绘虎，四品绘豹，五品绘熊，六品、七品绘彪，八品绘犀牛，九品绘海马。文武官员一品至四品穿红袍，五品至七品穿青袍，八品和九品穿绿袍。所以，当时“衣冠禽兽”一语是赞语，颇有令人羡慕的味道。
到了明朝中晚期，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文官武将欺压百姓无恶不作，声名狼藉，老百姓视其为匪盗瘟神，于是，“衣冠禽兽”一语开始有了贬义，老百姓对为非作歹、道德败坏的文武官员称其为“衣冠禽兽”。其贬义之称，最早见于明末陈汝元所著《金莲记》一书。清代以后，“衣冠禽兽”一语遂用做贬义，泛指外表衣帽整齐，行为却如禽兽的人，比喻其道德败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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