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为什么要学英语(2)
上世纪50年代末，中国与苏联外交失和，俄语失宠，英语的重要性凸显。至1964年，英语终于被明确为第一外国语。
但在“反右”扩大化和“__”时期，外语遭受冲击最厉害，被认为是“洋奴或修正主义”的语言。
此时的英语教学充满时代特色。开篇先学“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毛主席万岁”等英文里根本不存在的语汇。北外编写《汉英词典》，收到指示“无产阶级专政要落实到每个词条”，遂出现这样的词条解释：
拆墙脚：投机倒把是挖社会主义墙脚(Speculation undermines socialism)。根子：错误是他犯的，根子可在阶级敌人那里(He made the mistake，but its source lay with the class enemy)。
还有学生用英语斗地主。让地主站好、低头，学生们在台下一本正经地用英文吼出素材来自英语教材里批斗“封资修”的革命语句。地主被斗得满头大汗，什么都听不懂。
现在：把英语当GDP来抓“__”结束，恢复高考，英语先复归中学和大学课堂。1979年，教育部提出要在有条件的小学开设英语课。从1979年至1983年，高考外语成绩分别按10%、30%、50%、70%和100%计入总分。
英语教学法也在改变。上世纪80年代前期的英语教学循旧例，采用语法翻译法和听说法，注重词汇、阅读和语法知识的系统性，易学成“哑巴英语”。
在新加坡导演Lian Pek的纪录片《Mad about English(我为英语狂)》中，出租车司机孟寒光和同行抢活儿。别人用中文打招呼，老外不理会。孟寒光喊了一组乱七八糟的“Hello，Good morning，How are you”，老外上了车。
对“听说”训练的需求，夹杂着对“哑巴英语”的羞愤，推动30多年持续“课改”，从上世纪80年代中期提出的“交际法”，到2001年的“任务型教学”。
与此同时，互联网、多媒体、出国热等兴起，终结了人们对课堂教学的依赖。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张口来几句英语，所有专业的学生都必须学英语。
与英语迅速普及相伴的，是对英语考核体制的质疑。取消四六级、考研英语等声音不绝于耳。陈丹青甚至因艺术生也必须考英语而“出走清华”。他说：“学会外语对一个艺术家来说，跟交流毫无关系，哑巴都能交流。这完全是对艺术的无知。”
另一方面，杨立民却担忧当前学生的英语水平：“现在学生的听说能力确实比过去强，口头上听起来像回事，但外语的基本功相当差。包括最好的学生在内，写作没有逻辑，没有思想，从头到尾每一句都有问题。”
谈及原因，杨立民认为，现在学生很少读书、读原著，只懂得简单规则，一到表达思想的时候，中国式英语都出来了。“跟整个国家抓GDP、贪多图快的风气有关”。
中国特色的英语教学
政治挂帅1968年，《英语》课本扉页赫然写着：“外语教学必须突出无产阶级政治，突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用毛泽东思想统帅外语教学。”
《A Quotation from Chairman Mao Tse-tung》(毛主席语录)成为教学的主要内容。课后留给学生的练习则往往是大声朗诵“Chairman Mao is our red sun”(毛主席是红太阳)。教的词汇也大多是政治和军事用语，比如ever-red sun(不落的红太阳)、running dog(走狗)、the great forward(大跃进)、We treat prisoners of war well(我们善待俘虏)。
谁还在说“How do you do ?”
一个从小在美国长大的中国男孩回国上学，在英语考试里看到“How are you?”的问话，他选了“I'm good.”做答案，却被老师打了个叉，因为教科书里的正确答案是“Fine，thanks，and you?”
在当年的人教版课本里，Han Meimei和Li Lei不断重复着“How are you?”“Fine，thank you，and you?”但英国外教说，这说法偏正式，很少有人会用。相比之下，“Great”、“Perfect”、“Well”倒用得更多。
教科书里常见的“How do you do ?”则可算“入土文物”了。王平1986年出生，2008年出国留学，在美国生活的三年里就没听过活人说这话。
他总结自己出国后遭遇的语言窘境：“我称我的老师Teacher Scott，后来才发现其实更合适的称呼是Dr. Scott。我在美国高速路上开车，看不懂随处出现的Hwy，不知道那就是课本里写的Highway(高速公路)。当我看到有车道上方写着熟知的四级单词Yield，也并不了解那是告诉我转弯车辆应让直行车辆先行。”
他对国内英语教育的评价就三句话：学了用不上、学了也不会用、学了会用但用不到位。
“道德正确强迫症”国内的英语考试试题，答案常常模棱两可，有时明明无所谓哪种表达更正确，但在应试教育体系下却非要你选出一个。有20多年教龄的英语老师黄硕，特意举出几道高考英语单选题。
I'm terribly sorry I broke your glass.(我很抱歉把你杯子摔碎了。)
A. That's right
B. Bad luck
C. Sorry
D. You can forget it
这是2005年安徽的英语高考题，答案是D，意为“小事一桩，忘了吧”。黄硕说，其实选B“运气真差呢”也说得通。
2006年的辽宁英语高考题也有类似的一道：
These books are too heavy for me to carry.(这些书太重了，我搬不动。)
A.You may ask for help
B.I'll give you a hand
C.I will do you a favor
D.I'd come to help
答案是意为“我会帮你忙”的B。“但为什么不能选A，‘你可以找人帮忙’?”黄硕不解。
他给这类情景对话题总结过一个规律：出题人希望答题人特别乐于助人、好脾气，杯子被别人打碎了不能叹气说运气差，别人有困难你一定要伸出援手，而冷淡的态度就不对。
这种与生活实际情况脱节的“道德正确强迫症”在教科书里也有反映。1990年代经典的Li Lei和Han Meimei教材中，“May I have your ruler?(我可以借你的尺子用吗?)”下一句的回答永远是“Yes，of course.(当然可以。)”
有同学曾就此问黄硕：“我要是不想借尺子怎么办，可以说No吗?”黄硕只能提醒学生，如果在考试时遇到，最好别选拒绝别人那个答案，因为十有八九是错误选项。
他回忆自己上世纪80年代末在师范大学读英语专业时的考试，“比现在更死板”。题目里给“Thank you”，你一定得答“You are welcome”，敢答其他，那都是错。他曾拿着这些题目问过外教，外教十分惊讶，“我们国家考试从来不会这么出题”，还特意跟他解释：因为心情、谈话对象、场景的不同，人们说的口语千变万化，怎么会有“正确答案”一说呢?
据《壹读》、《Vista看天下》、《东方早报》